香港回归已六年了。这六年里香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虽然香港市民的适应力强，但内心的不满又从何宣泄？「回归」在各人心目中有甚麽意义？一国两制的实践是愈来愈具体，还是……。
回归与廿三条
近日非典型肺炎的爆发，就令香港市民产生了很大的恐慌。政府漠视民意，仓卒为《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将造成另一场的白色恐惧。在特区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中，有关「叛国」、「分裂国家」、「颠覆」、「煽动叛乱」、「国家机密」及「禁制组织」的定义含糊不清，为政府及执法者提供了滥权的空间。触犯《国安法》不再是普通刑事罪行，而是带着政治罪名的色彩，它可以被利用和压制异己，箝制新闻自由、思想及研究发展自由，甚至言论及信仰自由。
如是者，敢言的人将变成沈默，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性将会随着消失。这些立法无论对我们的社会及文化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国安法》的立法无疑是将中国法引入香港，进一步从「一国两制」迈向「一国一制」。若然「回归」早就存着与中国内地同化的意思。那麽昔日港人对落实人治的恐惧，就会因《国安法》的立法成为市民所恐惧的实现。
一国两制的意义
回归六年间，中国内地发展迅速。自从中国加入世贸後，人治的管理也要有所改变，法治成了必然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内地不断的改善和提升下，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却在开倒车，目的是否要将两地调较成一致的步伐？
其实香港既有「一国两制」的承诺，就应履行并持守这承诺。因香港的「回归」并不是从英国殖民地的身分转移成中国殖民地。而是「回归」为香港建造了一个自主的的空间，让香港能在自由、民主、法治下继续发展。香港的市民应团结起来，勇於发声，一同争取人类基本的权利与自由。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认为，自由所代表的是积极参与和责任感；那麽市民在七月一日为反对第廿三条立法的大游行，也可以说是体现此种自由的机会。
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有贫穷者被削减综缓、人大释法强行剥夺港人内地子女的居留权、高官问责制的失效，更有政府漠视民意强行草率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面对九七回归後的种种问题，教会又如何在公民身分上履行先知和祭司的角色呢？
教会的角色──先知与祭司
教会在地上，既是先知和祭司，也是公民社会的一员。教会的责任就是在自身的有限和不完美的环境中尽其所能，努力实现公义和怜悯的社会。如上主过去对以色列人的嘱咐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和常存谦卑的心（弥六：8），那麽，今天的教会如何履行这两方面的责任呢？在此，我们尝试以先知和祭司的工作去理解。
教会作为先知是要去传达上帝的信息、代祷和作批评。教会和信徒过往及现在也主动地回应社会上某些议题，如同性恋合法化或赌波合法化议题，务求凸显出信仰对社会的道德价值批判。另一方面，教会作为祭司是要帮助人与上帝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复和，包括藉着各种的献祭如平安祭、燔祭和赎罪祭等。教会和信徒一直在社会慈惠关怀上作出许多贡献，正是为贫穷和有需要者作平安祭。
正如以往先知和祭司的责任，一方面是提醒以色列人要紧守耶和华的律法、常存专一的心敬拜他和指摘子民所犯的过错之外；另一方面，也必须敢於向犯错的君王提出批评和指摘，即使在宫廷中的先知（如大卫时代的先知那单，参撒下十二：1-15），也不只取悦宫廷的君王，以保障自已的地位和利益。
昔日祭司所行的赎罪祭，是要协助犯罪的人民或国家与上帝复和。但在协助复和之先，必须分辨出谁是犯罪者和指出其罪行。如果犯罪者是今天当下的执政掌权政府和她所执行的制度，作为祭司也要不惧强权作出批判，帮助受欺压无助的弱势群体，有机会将自己真实苦况的哀声，得以显露在社会上，也让犯罪者承认犯错，彼此一同在上帝前作赎罪复和祭，让上帝真正的公义和怜悯在当下的社会上彰显出来。否则君王不明白自己的错，继续以不公义的手法去欺压无助的弱势群体，祭司又如何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呢？
因此，还看今天香港的教会和信徒在社会上的责任，除了实践传达祝福的先知和作平安祭的祭司之外，是否就只有默默无声，不经意地认同现今政府所执行不公义的政制和专横的立法，以确保继续每天平平安安的度日？或是履行作先知和祭司的责任，以诚实无惧的勇气向当下的不公义说「不」呢？
(第八二六期，二ＯＯ三年六月廿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