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已六年了。這六年裏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雖然香港市民的適應力強，但內心的不滿又從何宣泄？「回歸」在各人心目中有甚麼意義？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愈來愈具體，還是……。
回歸與廿三條
近日非典型肺炎的爆發，就令香港市民產生了很大的恐慌。政府漠視民意，倉卒為《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將造成另一場的白色恐懼。在特區政府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中，有關「叛國」、「分裂國家」、「顛覆」、「煽動叛亂」、「國家機密」及「禁制組織」的定義含糊不清，為政府及執法者提供了濫權的空間。觸犯《國安法》不再是普通刑事罪行，而是帶著政治罪名的色彩，它可以被利用和壓制異己，箝制新聞自由、思想及研究發展自由，甚至言論及信仰自由。
如是者，敢言的人將變成沈默，政府的透明度與問責性將會隨著消失。這些立法無論對我們的社會及文化將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國安法》的立法無疑是將中國法引入香港，進一步從「一國兩制」邁向「一國一制」。若然「回歸」早就存著與中國內地同化的意思。那麼昔日港人對落實人治的恐懼，就會因《國安法》的立法成為市民所恐懼的實現。
一國兩制的意義
回歸六年間，中國內地發展迅速。自從中國加入世貿後，人治的管理也要有所改變，法治成了必然關注的重點。在中國內地不斷的改善和提升下，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卻在開倒車，目的是否要將兩地調較成一致的步伐？
其實香港既有「一國兩制」的承諾，就應履行並持守這承諾。因香港的「回歸」並不是從英國殖民地的身分轉移成中國殖民地。而是「回歸」為香港建造了一個自主的的空間，讓香港能在自由、民主、法治下繼續發展。香港的市民應團結起來，勇於發聲，一同爭取人類基本的權利與自由。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認為，自由所代表的是積極參與和責任感；那麼市民在七月一日為反對第廿三條立法的大遊行，也可以說是體現此種自由的機會。
今天我們的社會還有貧窮者被削減綜緩、人大釋法強行剝奪港人內地子女的居留權、高官問責制的失效，更有政府漠視民意強行草率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面對九七回歸後的種種問題，教會又如何在公民身分上履行先知和祭司的角色呢？
教會的角色──先知與祭司
教會在地上，既是先知和祭司，也是公民社會的一員。教會的責任就是在自身的有限和不完美的環境中盡其所能，努力實現公義和憐憫的社會。如上主過去對以色列人的囑咐是要行公義、好憐憫和常存謙卑的心（彌六：8），那麼，今天的教會如何履行這兩方面的責任呢？在此，我們嘗試以先知和祭司的工作去理解。
教會作為先知是要去傳達上帝的信息、代禱和作批評。教會和信徒過往及現在也主動地回應社會上某些議題，如同性戀合法化或賭波合法化議題，務求凸顯出信仰對社會的道德價值批判。另一方面，教會作為祭司是要幫助人與上帝及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復和，包括藉著各種的獻祭如平安祭、燔祭和贖罪祭等。教會和信徒一直在社會慈惠關懷上作出許多貢獻，正是為貧窮和有需要者作平安祭。
正如以往先知和祭司的責任，一方面是提醒以色列人要緊守耶和華的律法、常存專一的心敬拜祂和指摘子民所犯的過錯之外；另一方面，也必須敢於向犯錯的君王提出批評和指摘，即使在宮廷中的先知（如大衛時代的先知那單，參撒下十二：1-15），也不只取悅宮廷的君王，以保障自已的地位和利益。
昔日祭司所行的贖罪祭，是要協助犯罪的人民或國家與上帝復和。但在協助復和之先，必須分辨出誰是犯罪者和指出其罪行。如果犯罪者是今天當下的執政掌權政府和她所執行的制度，作為祭司也要不懼強權作出批判，幫助受欺壓無助的弱勢群體，有機會將自己真實苦況的哀聲，得以顯露在社會上，也讓犯罪者承認犯錯，彼此一同在上帝前作贖罪復和祭，讓上帝真正的公義和憐憫在當下的社會上彰顯出來。否則君王不明白自己的錯，繼續以不公義的手法去欺壓無助的弱勢群體，祭司又如何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呢？
因此，還看今天香港的教會和信徒在社會上的責任，除了實踐傳達祝福的先知和作平安祭的祭司之外，是否就只有默默無聲，不經意地認同現今政府所執行不公義的政制和專橫的立法，以確保繼續每天平平安安的度日？或是履行作先知和祭司的責任，以誠實無懼的勇氣向當下的不公義說「不」呢？
(第八二六期，二ＯＯ三年六月廿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