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为国家安全立法原是无可厚非，这亦是《基本法》所规定的。但由「推行廿三条」到「国安立法」，令社会满城风雨。本文尝试就改革神学中加尔文的政教思想，反思政府这次的立法取向。
有人认为基督教政教关系的重点在乎政教分离，若然能够细察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政教观，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改革家都强调每个基督徒都有双重的身份和责任。身为国民要对国家尽义务，身为上帝的子民要对上帝尽忠；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要忠心实践，但在自身环境中活出基督生命及影响社会的使命亦不应忽视。虽然信徒未必有上帝的呼召及恩赐去参政管理国家，但基督徒在地上的公民责任是不容否定的。那麽为政府祷告、参加选举、对公共政策提出意见等，就成为信徒在社会上应履行的责任。
基督教从来都不是反对政府的宗教，所不赞成的反而是无政府主义，因为这更会危害社会及人民。那麽，为本身的国家安全而立法理应为香港基督徒所赞同，但政府的谘询做法演变为司长和局长的硬销，这种推销的政治文化难免令群众产生不安，猜疑谘询的诚恳。相信改革神学中加尔文的政教思想可以为这次立法的取向道出三方面的反思：
一、改革神学家认定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主教与平信徒、君王与平民的主要分别是在职能上；虽然加尔文的政教观认同信徒皆祭司的道理，却未能进一步肯定人权的重要性（现代人评论此点应考虑当时的文化处境）。但基督教精神在社会制度的建立上作出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帝尊重人」。圣经开宗明义的指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故此，基督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天赋的。由於上帝比任何人更尊重人的权利及自由，人理应以上帝为典範。政府就廿三条立法令人忧心忡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未能在条例中妥善处理港人对政府管理人权事宜的疑惑；政府尊重人民之时更应为港人纾解一些诸如「以言入罪」的郁结。
二、加尔文在身处的日内瓦明白两个国度的张力，竭力追求国家与教会中「共生」的关系，即是肯定一方的成长会牵动另一方的发展，故此两者要各尽其职，在互助互长下共同建立关怀互系的公平社会，以实践对上帝及对别人的责任。自推行廿三条立法以来，政府在有意无意之间将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划分对垒，就如「反廿三」与「挺廿三」的大集会；这不但对理性的辩论毫无帮助，更制造了社会分化的机会。加尔文的政教观在廿一世纪肯定了一点，就是社会中的群体包括福音的群体要在建立国家上有份参与，基督教所乐於看见的并非极权管治，更非利用国安立法为镇压异见者铺路；而是共同协力推动社会群体与政府的合作，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邦。那麽，与人民愈走愈远绝非政府明智之举。
三、加尔文在读神学以先已取得法律学位，深明「立法精神」与「依法而治」同样重要。他强调法律的公平原则，不论平民百姓抑或达官贵人均要以法治精神对待，为日後的民主公平确立典範。公义的社会是基督教所渴求建立的，因为公义是福音宣讲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旧约先知竭力传递的信息，亦是旧约时代上帝颁布律法的重要基础。故此，教会与国家的目的是相关的，就是要共同缔造公义和谐的社会。虽然政府强调廿三条没有「秘密审讯」（或称「缺席审讯」），指出上诉人可能不得出席聆讯并声称这方面的定规亦见於《二○○○年英国恐怖活动法令》；但这些较为特殊的法庭审讯程序是否必要放在《基本法》之内，令人觉得这与公开公正的原则有背道而驰之嫌。
加尔文深信政权从上帝而出，但政府若然不能履行上帝的要求，如行公义惩奸恶，便会失掉其合法性；那时，服从上帝的行为就是政治上的不服从及抗御政府的极权举动。但综观近期香港政府就廿三条立法聘用专业人士制作了一个较易为公众受落的广告，这广告从公众已经认同的方向开始。没有一副冷面，却有一副灵机一触的俏脸；没有真理愈辩愈明的争拗，却有直觉智慧的回应；没有不要怕只要信的口号，却有轻描淡写的平常心。当然，这个广告是用避重就轻的方法，没有提及法律条文中「棘手」的问题，但却展示了另一个较易为人接纳的角度去看廿三条立法。
香港特区政府既然乐意采用这种避重就轻的方法作为宣传的策略，亦理应走近群众，抛开非友即敌的二分法，明白人民可以疏导指引而不可以勉强就範；在立法的最後阶段，重新凝聚社会的力量，再一次令社会体验「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的保证。
(第八一二期，二ＯＯ三年三月廿三日)
李少秋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