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為國家安全立法原是無可厚非，這亦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但由「推行廿三條」到「國安立法」，令社會滿城風雨。本文嘗試就改革神學中加爾文的政教思想，反思政府這次的立法取向。
有人認為基督教政教關係的重點在乎政教分離，若然能夠細察馬丁路德及加爾文的政教觀，我們不難發現這兩位改革家都強調每個基督徒都有雙重的身份和責任。身為國民要對國家盡義務，身為上帝的子民要對上帝盡忠；基督徒傳福音的使命要忠心實踐，但在自身環境中活出基督生命及影響社會的使命亦不應忽視。雖然信徒未必有上帝的呼召及恩賜去參政管理國家，但基督徒在地上的公民責任是不容否定的。那麼為政府禱告、參加選舉、對公共政策提出意見等，就成為信徒在社會上應履行的責任。
基督教從來都不是反對政府的宗教，所不贊成的反而是無政府主義，因為這更會危害社會及人民。那麼，為本身的國家安全而立法理應為香港基督徒所贊同，但政府的諮詢做法演變為司長和局長的硬銷，這種推銷的政治文化難免令群眾產生不安，猜疑諮詢的誠懇。相信改革神學中加爾文的政教思想可以為這次立法的取向道出三方面的反思：
一、改革神學家認定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主教與平信徒、君王與平民的主要分別是在職能上；雖然加爾文的政教觀認同信徒皆祭司的道理，卻未能進一步肯定人權的重要性（現代人評論此點應考慮當時的文化處境）。但基督教精神在社會制度的建立上作出重要的提醒——就是「上帝尊重人」。聖經開宗明義的指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故此，基督教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是天賦的。由於上帝比任何人更尊重人的權利及自由，人理應以上帝為典範。政府就廿三條立法令人憂心忡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未能在條例中妥善處理港人對政府管理人權事宜的疑惑；政府尊重人民之時更應為港人紓解一些諸如「以言入罪」的鬱結。
二、加爾文在身處的日內瓦明白兩個國度的張力，竭力追求國家與教會中「共生」的關係，即是肯定一方的成長會牽動另一方的發展，故此兩者要各盡其職，在互助互長下共同建立關懷互繫的公平社會，以實踐對上帝及對別人的責任。自推行廿三條立法以來，政府在有意無意之間將支持與反對的力量劃分對壘，就如「反廿三」與「挺廿三」的大集會；這不但對理性的辯論毫無幫助，更製造了社會分化的機會。加爾文的政教觀在廿一世紀肯定了一點，就是社會中的群體包括福音的群體要在建立國家上有份參與，基督教所樂於看見的並非極權管治，更非利用國安立法為鎮壓異見者鋪路；而是共同協力推動社會群體與政府的合作，建立一個以民為本的國邦。那麼，與人民愈走愈遠絕非政府明智之舉。
三、加爾文在讀神學以先已取得法律學位，深明「立法精神」與「依法而治」同樣重要。他強調法律的公平原則，不論平民百姓抑或達官貴人均要以法治精神對待，為日後的民主公平確立典範。公義的社會是基督教所渴求建立的，因為公義是福音宣講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舊約先知竭力傳遞的信息，亦是舊約時代上帝頒佈律法的重要基礎。故此，教會與國家的目的是相關的，就是要共同締造公義和諧的社會。雖然政府強調廿三條沒有「祕密審訊」（或稱「缺席審訊」），指出上訴人可能不得出席聆訊並聲稱這方面的定規亦見於《二○○○年英國恐怖活動法令》；但這些較為特殊的法庭審訊程序是否必要放在《基本法》之內，令人覺得這與公開公正的原則有背道而馳之嫌。
加爾文深信政權從上帝而出，但政府若然不能履行上帝的要求，如行公義懲奸惡，便會失掉其合法性；那時，服從上帝的行為就是政治上的不服從及抗禦政府的極權舉動。但綜觀近期香港政府就廿三條立法聘用專業人士製作了一個較易為公眾受落的廣告，這廣告從公眾已經認同的方向開始。沒有一副冷面，卻有一副靈機一觸的俏臉；沒有真理愈辯愈明的爭拗，卻有直覺智慧的回應；沒有不要怕只要信的口號，卻有輕描淡寫的平常心。當然，這個廣告是用避重就輕的方法，沒有提及法律條文中「棘手」的問題，但卻展示了另一個較易為人接納的角度去看廿三條立法。
香港特區政府既然樂意採用這種避重就輕的方法作為宣傳的策略，亦理應走近群眾，拋開非友即敵的二分法，明白人民可以疏導指引而不可以勉強就範；在立法的最後階段，重新凝聚社會的力量，再一次令社會體驗「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的保證。
(第八一二期，二ＯＯ三年三月廿三日)
李少秋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