Ｉ. 二十三条
就二十三条立法，其所争者，不外是国家对个人和社会控制多寡的问题。有些人在思想上或╱及生活上习惯了全权控制，也就觉得不存在任何问题，反倒认为应当如此，我们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去合理化这一举动。法律不过是当权者合法化自己管治的工具。当然，或许我们会以为依法办事是一种进步，总较无法无天好得多。表面看来好像如此，事实上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从制定法律的程序中已经让我们看见从上而下的霸权性格。我们必须问：谁在制定法律？制定的法律对谁有利？写这篇文章时我粗略翻看冼伟文、朱耀伟合着的《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0)，其中页28注脚17引述哈伯马斯（J. Habermas）的文字，甚有适切意义，兹引如下：
「要公平对待民主的自我决定和法治，必须有赖一个两个阶段的重建。首先，由公民的横向联系开始，确认大家是平等的，权利是由大家相互授与对方的。惟有如此，由法律媒介引发的权力才可以被有系统地驯服……」
二十三条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让我们看见的刚好与哈伯马斯所言相反。权力凌驾且意欲藉着法律为媒介来具体化其自己，达至自己预先设定的目的。法律之制定，完全没有在互相授权的平等境况底下来进行；背後根本没有确认大家是平等的，结果就是不可能达至哈伯马斯所言的「由法律媒介引发的权力……可以被系统地驯服……」结果我们就没有民主的自我决定和法治。
即使我们承认现实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不平等，反之，刚离世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罗斯（J. Rawls）就表明：
「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以下列的原则来安排：(a)它们对处於最不利地位的人是有利的；……」
罗斯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不平等只有在对处於最不利情境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参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页194。）很明显，面对不平等，我们还是要问：对谁有利？对既得利益者，抑或被剥削者？谁处於最不利的情境中？无疑，罗斯谈的是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可是当我们把权力也视为资源的时候，罗斯的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我们仍然可以问：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对谁有利？对处於最不利情境的人是否真的有利？抑或落井下石，进一步打压抑制？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提问，则是：「谁是我的邻舍呢？」
II. 爱国
最近学界愈来愈多人注意到安德森（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1999）。这本书的中译者吴叡人写了一篇导读，其中讲到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差别，颇堪玩味。
「……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极度密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像（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明显的价值意涵……。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目标或工具。」（吴叡人：〈认同的重量〉，载《想像的共同体》，页xviii。）
安德森视民族为「想像的共同体」，因为当中包含着政治的愿景（vision），具有期盼的想像在内。一旦我们要将这个想像的共同体落实下来，那就是国家了。然而，人类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出现而停止想像，因为现实的国家总是远远不如理想中的民族。「『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份」（同上书，页xix。）， 於是，想像的旅程从不会停止下来。
问题是，谁在为我们提供想像？是现实的国家政权一手包办？谁为我们留下想像的空间，愿望一个更为理想的共同体？是在文化历史的人民在彼此互动中建构出来的？明显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举动，涉及了国家地位的问题。国家政权是终极的吗？以致可以牺牲人民，完成其自身僵化的统一，完全漠视在文化历史中的人民的政治想像、愿景、期盼，并视之为洪水猛兽；因为冲击其既得利益，威胁其当前的生存（status quo），故必欲除之而後快。
从基督信仰来看，一方面我们不以为国家具有任何终极的地位而不必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认为民族的想像也应该是开放的。惟有向将来敞开的民族想像，才能否定国家的霸权性格。要谈爱国，总不能缺乏一种理想的批判；只有盲目的拥抱既存的国家，却没有远大的政治想像、愿景、期盼，如何能不断革固所生？而更重要的是，理想之所以为批判的，因为那是异见，不同於既存的意识形态和现状，并且这理想乃是恒常以异见的方式出现，方才可以免於被同化和收编，只有这样，才能为真正的爱国。爱国，因而乃是一种批判的爱国。
III. 人权
在这样的脉络底下我们怎样看人权？很明显，这里的人权是指表达异於国家政权的意见的权利，甚至人民实现其「想像的共同体」的权利。这种权利，借用哈伯马斯的观点，并非由国家政权所赋予的，而应该是人民相互授与对方的。换句话说，是横向的，而非从上而下的。国家在这里要做的，是保障人民这种权利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压制和损害。
一方面，人权并非被国家政权所分配、施予的，但却是国家所应守护的。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可能视人权为理所当然的，以为自然而然就拥有。人民必须在实践中去体现和掌握这种权利，否则，一切皆为空谈。在这里「人民」必须是包含着无数差异个体的整体，缺非千人一面的集体。设若人民中间根本不容异己，那就绝对没有合法的理据去争取发表异於国家政权意见的权利。最终极有可能落入人民的暴政，不过是以一个绝对同一的声音去反对另一个绝对同一的声音。
因此，这是一种众声喧哗的权利。这种众声喧哗的权利最终乃植根於每一人民个体彼此间的相互承认和授与，就是承认和授与对方有异於自己见解的权利，包括对民族的政治想像、愿景和期盼的异见。这种实践必须始於日常生活。固然，在国家政权试图或正在压抑异见、统一口径时，我们需要站出来抗议，体现和掌握这种众声喧哗的权利，可是，若没有日常生活的实践作为坚实的底子，一切都会变得虚浮。而正正是缺乏日常生活性的众声喧哗，使得国家政权有机可乘，进行个别击破从而收编和同化。
希伯来圣经十诫的第六诫说：「不可杀人。」因为杀害的是上帝的形像。甚麽是上帝的形像？上帝的形像就是差异的脸容。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上帝差异的脸容的现身。杀人，就是杀害上帝的形像，也同时是杀害异己的他者，把一切分别取消。然而，当人乃上帝的形像，他就注定以差异为其本性，并且当该活出如此这样的本性，以及实践「不可杀人的诫命」，承担起保守他人差异脸容的责任。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 Levinas）这样说过：「不单我较其他人更有责任（去承担别人的生命），而是我更要为每一其他人的责任负上责任。」（...not only am I more responsible than the other but I am even responsible for everyone else's responsibility!）（R. Kearney,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7.）权利，在这里，是要靠赖责任去守护的；「而我的负责超过了其他一切人」（陀恩妥耶夫斯基语）。
二○○三年二月廿四日
（本文为作者於二○○三年三月七日「廿三条．爱国．人权－－信徒反思研讨会」的发言稿。）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