Ｉ. 二十三條
就二十三條立法，其所爭者，不外是國家對個人和社會控制多寡的問題。有些人在思想上或╱及生活上習慣了全權控制，也就覺得不存在任何問題，反倒認為應當如此，我們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去合理化這一舉動。法律不過是當權者合法化自己管治的工具。當然，或許我們會以為依法辦事是一種進步，總較無法無天好得多。表面看來好像如此，事實上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從制定法律的程序中已經讓我們看見從上而下的霸權性格。我們必須問：誰在制定法律？制定的法律對誰有利？寫這篇文章時我粗略翻看冼偉文、朱耀偉合著的《以法之名：後殖民香港法律文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0)，其中頁28註腳17引述哈伯馬斯（J. Habermas）的文字，甚有適切意義，茲引如下：
「要公平對待民主的自我決定和法治，必須有賴一個兩個階段的重建。首先，由公民的橫向聯繫開始，確認大家是平等的，權利是由大家相互授與對方的。惟有如此，由法律媒介引發的權力才可以被有系統地馴服……」
二十三條的立法，到目前為止，讓我們看見的剛好與哈伯馬斯所言相反。權力凌駕且意欲藉著法律為媒介來具體化其自己，達至自己預先設定的目的。法律之制定，完全沒有在互相授權的平等境況底下來進行；背後根本沒有確認大家是平等的，結果就是不可能達至哈伯馬斯所言的「由法律媒介引發的權力……可以被系統地馴服……」結果我們就沒有民主的自我決定和法治。
即使我們承認現實的不平等，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不平等，反之，剛離世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羅斯（J. Rawls）就表明：
「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將以下列的原則來安排：(a)它們對處於最不利地位的人是有利的；……」
羅斯這個原則告訴我們，不平等只有在對處於最不利情境的人有利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參石元康：《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頁194。）很明顯，面對不平等，我們還是要問：對誰有利？對既得利益者，抑或被剝削者？誰處於最不利的情境中？無疑，羅斯談的是資源分配的公正問題，可是當我們把權力也視為資源的時候，羅斯的原則也同樣適用。因此，我們仍然可以問：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對誰有利？對處於最不利情境的人是否真的有利？抑或落井下石，進一步打壓抑制？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提問，則是：「誰是我的鄰舍呢？」
II. 愛國
最近學界愈來愈多人注意到安德森（B.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1999）。這本書的中譯者吳叡人寫了一篇導讀，其中講到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差別，頗堪玩味。
「……儘管在經驗上nation的形成與「國家」（state）關係極度密切，但nation一詞最初是作為一種理念，政治想像（political vision）或意識形態而出現的，因此本來就帶有明顯的價值意涵……。nation指涉的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民全體」或「公民全體」的概念。在此意義上，它和「國家」是非常不同的東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體，而「國家」是這個人民群體自我實現目標或工具。」（吳叡人：〈認同的重量〉，載《想像的共同體》，頁xviii。）
安德森視民族為「想像的共同體」，因為當中包含著政治的願景（vision），具有期盼的想像在內。一旦我們要將這個想像的共同體落實下來，那就是國家了。然而，人類並沒有因為國家的出現而停止想像，因為現實的國家總是遠遠不如理想中的民族。「『共同體的追尋』──尋找認同與故鄉──是『人類的境況』（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份」（同上書，頁xix。）， 於是，想像的旅程從不會停止下來。
問題是，誰在為我們提供想像？是現實的國家政權一手包辦？誰為我們留下想像的空間，願望一個更為理想的共同體？是在文化歷史的人民在彼此互動中建構出來的？明顯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舉動，涉及了國家地位的問題。國家政權是終極的嗎？以致可以犧牲人民，完成其自身僵化的統一，完全漠視在文化歷史中的人民的政治想像、願景、期盼，並視之為洪水猛獸；因為衝擊其既得利益，威脅其當前的生存（status quo），故必欲除之而後快。
從基督信仰來看，一方面我們不以為國家具有任何終極的地位而不必受到質疑；另一方面我們同時認為民族的想像也應該是開放的。惟有向將來敞開的民族想像，才能否定國家的霸權性格。要談愛國，總不能缺乏一種理想的批判；只有盲目的擁抱既存的國家，卻沒有遠大的政治想像、願景、期盼，如何能不斷革固所生？而更重要的是，理想之所以為批判的，因為那是異見，不同於既存的意識形態和現狀，並且這理想乃是恆常以異見的方式出現，方才可以免於被同化和收編，只有這樣，才能為真正的愛國。愛國，因而乃是一種批判的愛國。
III. 人權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們怎樣看人權？很明顯，這裡的人權是指表達異於國家政權的意見的權利，甚至人民實現其「想像的共同體」的權利。這種權利，借用哈伯馬斯的觀點，並非由國家政權所賦予的，而應該是人民相互授與對方的。換句話說，是橫向的，而非從上而下的。國家在這裡要做的，是保障人民這種權利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壓制和損害。
一方面，人權並非被國家政權所分配、施予的，但卻是國家所應守護的。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可能視人權為理所當然的，以為自然而然就擁有。人民必須在實踐中去體現和掌握這種權利，否則，一切皆為空談。在這裡「人民」必須是包含著無數差異個體的整體，缺非千人一面的集體。設若人民中間根本不容異己，那就絕對沒有合法的理據去爭取發表異於國家政權意見的權利。最終極有可能落入人民的暴政，不過是以一個絕對同一的聲音去反對另一個絕對同一的聲音。
因此，這是一種眾聲喧嘩的權利。這種眾聲喧嘩的權利最終乃植根於每一人民個體彼此間的相互承認和授與，就是承認和授與對方有異於自己見解的權利，包括對民族的政治想像、願景和期盼的異見。這種實踐必須始於日常生活。固然，在國家政權試圖或正在壓抑異見、統一口徑時，我們需要站出來抗議，體現和掌握這種眾聲喧嘩的權利，可是，若沒有日常生活的實踐作為堅實的底子，一切都會變得虛浮。而正正是缺乏日常生活性的眾聲喧嘩，使得國家政權有機可乘，進行個別擊破從而收編和同化。
希伯來聖經十誡的第六誡說：「不可殺人。」因為殺害的是上帝的形像。甚麼是上帝的形像？上帝的形像就是差異的臉容。每一個人，對「我」來說，都是上帝差異的臉容的現身。殺人，就是殺害上帝的形像，也同時是殺害異己的他者，把一切分別取消。然而，當人乃上帝的形像，他就注定以差異為其本性，並且當該活出如此這樣的本性，以及實踐「不可殺人的誡命」，承擔起保守他人差異臉容的責任。當代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 Levinas）這樣說過：「不單我較其他人更有責任（去承擔別人的生命），而是我更要為每一其他人的責任負上責任。」（...not only am I more responsible than the other but I am even responsible for everyone else's responsibility!）（R. Kearney,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7.）權利，在這裡，是要靠賴責任去守護的；「而我的負責超過了其他一切人」（陀恩妥耶夫斯基語）。
二○○三年二月廿四日
（本文為作者於二○○三年三月七日「廿三條．愛國．人權－－信徒反思研討會」的發言稿。）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講場，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