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由一个英国殖民地，主权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廿五年以来，人口由六百多万，增至七百四十万，有20%增长。香港堂会数目由1,056间（1994年香港教会普查数据），增至1,312间（2021逆境中香港教会跟进研究简报），有近24%增长。会众人数升幅更为可观，由一九九四年聚会的199,056人，升至二〇二一年的291,994人，增长率达46.6%。
倘若看堂会数目、信徒人口、财务实力、人力资源等，香港堂会盛势可见于回归后十二年（2009年），整体教会无论于布道、培育、差传与社关等，皆有不错表现，较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教会优胜。
然而随着社会急剧转变，香港由「高度自治」沦为「中央全面管治权」，再加上疫情持续两年多的困扰，大多教会领袖怯于形势，且惯于「盛世」思维，根本无力应对时局。
安定繁荣、堂会发展
市场主义长期主宰着香港教会的论述，而非圣经或神学。如同香港过去自夸的「自由经济」（不干预经济政策），香港教会百花齐放，不同牌子的事工以不同包装竞逐市场。成功神学盛行，实用主义是王道，只要堂会╱机构╱神学院╱差会有亮丽可观的业绩，追捧者便大不乏人。
二〇〇〇年三月，美国马鞍峰教会华理克（Rick Warren）首度来港主领「建立目标导向的教会」研讨会，引发不少堂会追赶学效。「目标导向教会」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识堂会本身的文化与核心价值，强行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往往会带来内部人事冲突，结果多以失败告终。
二〇一六年，香港播道会推动「锐意门训」（源自新加坡圣约播道会的曾金发牧师，Edmund Chan），也引发其他宗派与堂会争相学效。可惜，这些领袖忘了曾牧师由堂会挣扎求存的十七位会众开始，忠心会众经曾牧师历年来悉心培育，才能成为「某确类」（a certain kind）；大多香港牧者面对真实场景是为数不少的「各自类」（a different kind），由「各自类」一统为「某确类」，当中必经历大小冲突。教会领袖很想急于求成，以为可以迅速解决堂会长期积累的健康问题，于是药石乱投。
在盛世年代，这些堂会事工模式，也有其可取之处。然而，面对乱世中政情及疫情的双重打击，这些「以堂会为中心」的模式自然失效。堂会机器（如同天堂号列车）只求运作更有效率，有更多承载量，可惜的是这部运输工具正走向错误的方向！
学位增多、神学缺席
香港可以说是整个华人教会群体中拥有最多较有规模神学院的地方。香港神学教育协会共有十五间会员院校，不在其中的神学院或训练学院也有十多间。
因应神学教育普及化，不同名目的文凭、证书及学位课程不断增多。疫情的扩散又加速了网上课程的发展，于是有些神学院或堂会主日学一推出其名牌课程，就能有实体课程数百倍以上的学生，且不限于香港某地区。
神学课程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放在香港的神学院场景，却是有些神学院出现「机构化」的没落。他们巧立名目，增设不同课程，只为招收更多学生，从而向外宣传开了多少个课程，共有多少个学生。
传统神学教育以培育和训练教牧为主，现今知悉这类学生不多，一些神学院便增设更多不同程度的课程，广纳学生。二〇〇九年的全时间神学生有1,078名（本地就读），至二〇一九年下降为929名。倘若以一千人作为平均数，二十间神学院平均每间只有50名全时间神学生左右。当然，神学院之间也存在强弱，较强的如中神、建道等，便占有更高的市场比率，而偏弱的神学院往往只有十数名全时间神学生。
神学院数目这么多，有些也曾考虑合并，谈不上合并，也可以合作，什至可以建立机制，互相承认学分，容许神学生修读本身学院以外的课程，不过实际上却鲜见这情况。神学院也有山头主义，较堂会之间合作关系更困难。二〇二〇年前香港的神学院，纷纷以发展本身院舍物业为主，大事发展，自以为有更优质空间、更大吸引力、更多学生，便称得上为成功的神学院。
笔者也曾出任香港两间神学院院董十年或以上，开会多讨论的便是校园物业发展计划，却什少认真讨论神学教育与课程内容，后来我也意兴阑珊，先后辞任。神学教育理应培育更多教牧与信徒有神学思考，了解整全福音，从而践行上主国度使命。
当香港教会走错路，神学院同工理应进言批判，然而现实是不少神学院同工噤口不言，什至有部份同工只重市场导向，根本不对有关事工作出反省整合。
难怪资深神学工作者江丕盛慨叹：「不少教牧或许应该更恰当地称为宗教企业家（religious entrepreneurs），他们的教牧召命早已为商业企划的策略所取代。所谓的成功教会或教牧研究，不过是可炫耀的牧会成果或可行性高的企划策略，但教会和神学院却趋之若鶩。」（2022年6月13日Facebook）
体制僵化、人才流失
笔者于殖民地年代的新界新市镇牧养堂会（1984-2000年），与堂会共度九七。由于堂会年龄什浅，面对九七危机时，移民潮根本影响不了堂会，当年只有两、三个家庭移民。
经历二〇一九年社会运动之后，这间五百人左右的堂会起码有三十多个家庭离开（一家三口计，共近一百人）。笔者保守估算中产香港教会有三成左右会众「走难离港」，而人才钱财流失将是香港教会面对的严峻考验。
其实，早在「移民潮」前，香港教会已经出现「离堂会」（dechurch）现象，一些有理想、有公义感的信徒，什至教牧长执，不再「留堂」，选择游走于大公教会之内。随着网上聚会的普及，离堂信徒一样有崇拜，另可实体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真诚团契，又可在社区或机构参与服侍。
这些离堂信徒不满原属堂会这些建制组织常作太多不必要的规管，愚政什多，限制了信徒的自由。以防疫政策来说，常见的便是宗派一刀切的行政指令，根本不考虑堂会所在地区、楼宇性质、聚会人数及年龄分布等。这些由上至下的僵化指令，只会加增堂会教牧与领袖的困扰。有些领袖片面地理解「宗教场所」，于是在「限聚令」只限两人下，把摄录的聚会制作也变成了最高安全系数的只有二人在场。
当教内有不少领袖跟足「愚政」，什至美其名为顺服政权，却不作任何常识判断或智慧应对，把「清零」作为目标，结果是「教会不成教会」！
笔者有理由相信不少大型宗派／堂会／机构已有「红色力量」渗透其中，这些占有位置的领袖必然确保宗教组织听从在上指令，从而维护国家安全。联合组织如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等，有这情况在所难免。
因应《港区国安法》的连锁效应，香港宗派／堂会／差会开始醒觉到要「去中央化」，把学校教育、社会服务、银行户口等脱钩，避免出事时，整个宗教体系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在被限制的时势下，香港教会怎样求存与成长，并不是本篇文章可以处理，惟有将来留待历史作出判断。
结语
廿五年来，香港教会的发展蓬勃，人数、事工、经济等均有所增长。教会整体增长，部份原因来自殖民地年代政权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宗派／堂会在自由市场互相竞争，带来质量的提升。
九七回归后，大多香港教会满足于盛世年代的堂会发展论述，有段时期更争取发展为「巨型堂会」（megachurch）。不少教会领袖失掉九七危机前凝聚合作的心志（1984年《信念书》为例子），各自盘算，发展王国，难以有真正的合一。
大多领袖惯作好人，缺乏辨识，有些更为「内地事工」着想而刻意不作任何刺激掌权者的言行。当然，也有「红色力量」的教牧、长执、信徒透过不同渠道热心活跃于教会圈子。管浩鸣牧师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宣布参选立法会选委界，他必然当选及即将执行的任务，乃是预期之内。
大多宗派组织由于坐拥一定资产与事工，人事复杂，绑手绑脚，根本无力应对时局转变。教牧与信徒倘若寄望宗派的领袖能帮助大家走出困境，很大可能是缘木求鱼。笔者从不否定宗派的价值与贡献；然而在形势比人强的场景中，领袖的智慧「不作为」，肯定较「大有作为」好得多！
历史见证「一国两制」死亡，香港廿五年内失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宗教自由。香港教会领袖要认罪悔改（当然也包括本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告知信众真相（界定现实是领袖首要职责），误导他们／她们继续繁荣安定，安心聚会，谁知道转眼间一切幻灭！
教会没有好好预备会众应对新香港，错失了发言时机，到了现今，讽刺的是有些仍继续旧调重弹，当作没事发生，事工聚会如常进行。有朝一日，历史会审判香港教会领袖的言行！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前总干事。转载自作者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