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由一個英國殖民地，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廿五年以來，人口由六百多萬，增至七百四十萬，有20%增長。香港堂會數目由1,056間（1994年香港教會普查數據），增至1,312間（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簡報），有近24%增長。會眾人數升幅更為可觀，由一九九四年聚會的199,056人，升至二〇二一年的291,994人，增長率達46.6%。
倘若看堂會數目、信徒人口、財務實力、人力資源等，香港堂會盛勢可見於回歸後十二年（2009年），整體教會無論於佈道、培育、差傳與社關等，皆有不錯表現，較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教會優勝。
然而隨著社會急劇轉變，香港由「高度自治」淪為「中央全面管治權」，再加上疫情持續兩年多的困擾，大多教會領袖怯於形勢，且慣於「盛世」思維，根本無力應對時局。
安定繁榮、堂會發展
市場主義長期主宰著香港教會的論述，而非聖經或神學。如同香港過去自誇的「自由經濟」（不干預經濟政策），香港教會百花齊放，不同牌子的事工以不同包裝競逐市場。成功神學盛行，實用主義是王道，只要堂會╱機構╱神學院╱差會有亮麗可觀的業績，追捧者便大不乏人。
二〇〇〇年三月，美國馬鞍峰教會華理克（Rick Warren）首度來港主領「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研討會，引發不少堂會追趕學效。「目標導向教會」有其可取之處，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識堂會本身的文化與核心價值，強行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往往會帶來內部人事衝突，結果多以失敗告終。
二〇一六年，香港播道會推動「銳意門訓」（源自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的曾金發牧師，Edmund Chan），也引發其他宗派與堂會爭相學效。可惜，這些領袖忘了曾牧師由堂會掙扎求存的十七位會眾開始，忠心會眾經曾牧師歷年來悉心培育，才能成為「某確類」（a certain kind）；大多香港牧者面對真實場景是為數不少的「各自類」（a different kind），由「各自類」一統為「某確類」，當中必經歷大小衝突。教會領袖很想急於求成，以為可以迅速解決堂會長期積累的健康問題，於是藥石亂投。
在盛世年代，這些堂會事工模式，也有其可取之處。然而，面對亂世中政情及疫情的雙重打擊，這些「以堂會為中心」的模式自然失效。堂會機器（如同天堂號列車）只求運作更有效率，有更多承載量，可惜的是這部運輸工具正走向錯誤的方向！
學位增多、神學缺席
香港可以說是整個華人教會群體中擁有最多較有規模神學院的地方。香港神學教育協會共有十五間會員院校，不在其中的神學院或訓練學院也有十多間。
因應神學教育普及化，不同名目的文憑、證書及學位課程不斷增多。疫情的擴散又加速了網上課程的發展，於是有些神學院或堂會主日學一推出其名牌課程，就能有實體課程數百倍以上的學生，且不限於香港某地區。
神學課程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放在香港的神學院場景，卻是有些神學院出現「機構化」的沒落。他們巧立名目，增設不同課程，只為招收更多學生，從而向外宣傳開了多少個課程，共有多少個學生。
傳統神學教育以培育和訓練教牧為主，現今知悉這類學生不多，一些神學院便增設更多不同程度的課程，廣納學生。二〇〇九年的全時間神學生有1,078名（本地就讀），至二〇一九年下降為929名。倘若以一千人作為平均數，二十間神學院平均每間只有50名全時間神學生左右。當然，神學院之間也存在強弱，較強的如中神、建道等，便佔有更高的市場比率，而偏弱的神學院往往只有十數名全時間神學生。
神學院數目這麼多，有些也曾考慮合併，談不上合併，也可以合作，甚至可以建立機制，互相承認學分，容許神學生修讀本身學院以外的課程，不過實際上卻鮮見這情況。神學院也有山頭主義，較堂會之間合作關係更困難。二〇二〇年前香港的神學院，紛紛以發展本身院舍物業為主，大事發展，自以為有更優質空間、更大吸引力、更多學生，便稱得上為成功的神學院。
筆者也曾出任香港兩間神學院院董十年或以上，開會多討論的便是校園物業發展計劃，卻甚少認真討論神學教育與課程內容，後來我也意興闌珊，先後辭任。神學教育理應培育更多教牧與信徒有神學思考，了解整全福音，從而踐行上主國度使命。
當香港教會走錯路，神學院同工理應進言批判，然而現實是不少神學院同工噤口不言，甚至有部份同工只重市場導向，根本不對有關事工作出反省整合。
難怪資深神學工作者江丕盛慨嘆：「不少教牧或許應該更恰當地稱為宗教企業家（religious entrepreneurs），他們的教牧召命早已為商業企劃的策略所取代。所謂的成功教會或教牧研究，不過是可炫耀的牧會成果或可行性高的企劃策略，但教會和神學院卻趨之若鶩。」（2022年6月13日Facebook）
體制僵化、人才流失
筆者於殖民地年代的新界新市鎮牧養堂會（1984-2000年），與堂會共度九七。由於堂會年齡甚淺，面對九七危機時，移民潮根本影響不了堂會，當年只有兩、三個家庭移民。
經歷二〇一九年社會運動之後，這間五百人左右的堂會起碼有三十多個家庭離開（一家三口計，共近一百人）。筆者保守估算中產香港教會有三成左右會眾「走難離港」，而人才錢財流失將是香港教會面對的嚴峻考驗。
其實，早在「移民潮」前，香港教會已經出現「離堂會」（dechurch）現象，一些有理想、有公義感的信徒，甚至教牧長執，不再「留堂」，選擇遊走於大公教會之內。隨著網上聚會的普及，離堂信徒一樣有崇拜，另可實體與志同道合的友人真誠團契，又可在社區或機構參與服侍。
這些離堂信徒不滿原屬堂會這些建制組織常作太多不必要的規管，愚政甚多，限制了信徒的自由。以防疫政策來說，常見的便是宗派一刀切的行政指令，根本不考慮堂會所在地區、樓宇性質、聚會人數及年齡分佈等。這些由上至下的僵化指令，只會加增堂會教牧與領袖的困擾。有些領袖片面地理解「宗教場所」，於是在「限聚令」只限兩人下，把攝錄的聚會製作也變成了最高安全系數的只有二人在場。
當教內有不少領袖跟足「愚政」，甚至美其名為順服政權，卻不作任何常識判斷或智慧應對，把「清零」作為目標，結果是「教會不成教會」！
筆者有理由相信不少大型宗派／堂會／機構已有「紅色力量」滲透其中，這些佔有位置的領袖必然確保宗教組織聽從在上指令，從而維護國家安全。聯合組織如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等，有這情況在所難免。
因應《港區國安法》的連鎖效應，香港宗派／堂會／差會開始醒覺到要「去中央化」，把學校教育、社會服務、銀行戶口等脫鉤，避免出事時，整個宗教體系受到不必要的牽連。
在被限制的時勢下，香港教會怎樣求存與成長，並不是本篇文章可以處理，惟有將來留待歷史作出判斷。
結語
廿五年來，香港教會的發展蓬勃，人數、事工、經濟等均有所增長。教會整體增長，部份原因來自殖民地年代政權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宗派／堂會在自由市場互相競爭，帶來質量的提升。
九七回歸後，大多香港教會滿足於盛世年代的堂會發展論述，有段時期更爭取發展為「巨型堂會」（megachurch）。不少教會領袖失掉九七危機前凝聚合作的心志（1984年《信念書》為例子），各自盤算，發展王國，難以有真正的合一。
大多領袖慣作好人，缺乏辨識，有些更為「內地事工」著想而刻意不作任何刺激掌權者的言行。當然，也有「紅色力量」的教牧、長執、信徒透過不同渠道熱心活躍於教會圈子。管浩鳴牧師於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宣佈參選立法會選委界，他必然當選及即將執行的任務，乃是預期之內。
大多宗派組織由於坐擁一定資產與事工，人事複雜，綁手綁腳，根本無力應對時局轉變。教牧與信徒倘若寄望宗派的領袖能幫助大家走出困境，很大可能是緣木求魚。筆者從不否定宗派的價值與貢獻；然而在形勢比人強的場景中，領袖的智慧「不作為」，肯定較「大有作為」好得多！
歷史見證「一國兩制」死亡，香港廿五年內失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宗教自由。香港教會領袖要認罪悔改（當然也包括本人），因為我們沒有好好告知信眾真相（界定現實是領袖首要職責），誤導他們／她們繼續繁榮安定，安心聚會，誰知道轉眼間一切幻滅！
教會沒有好好預備會眾應對新香港，錯失了發言時機，到了現今，諷刺的是有些仍繼續舊調重彈，當作沒事發生，事工聚會如常進行。有朝一日，歷史會審判香港教會領袖的言行！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前總幹事。轉載自作者網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