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真正的过渡期，是从九七年七月一日开始。
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中港之间有很多理念和价值观，需要时间和实证去磨合。居港权是鲜活的例子，直至如今，仍不断挑动争论。
有关《基本法》第廿三条的立法，令到本来逐渐融合、平和的中港关系又添张力；不同意见与立场壁垒分明，令香港社会再处於分化与对立。
负责推行立法的特区官员犯上最大的错误，是错判了问题的本质，加深了社会上不同价值观与政见的矛盾，触动了香港人本已逐渐走近，欲迎还拒的中国情结。
或许在北京和特区政府眼中，随着国家经济长足发展，香港倚靠祖国日重，大家都把精神心力放在搞好眼前经济复苏，正是完成《基本法》未划上的句号的最好时机。然而这个研判也是对错了焦。
香港人接受和拥抱的是经济中国，而《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的举措，是把香港人放置在政治中国的範畴，令渐淡渐减的恐共情结再次浮现。事关第廿三条所延续的，是後六四的政治产物，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痛苦难忘的历史，以至对将来恐惧的联想，都在这立法的谘询过程中再度挑动。又当对话变成激辩与指控，益令对立面扩大，重蹈多年以来有关中港政治争拗的覆辙。
谘询工作已经展开，立法虽非其时，但从港府的态度我们仍看不到收回搁置的可能性。反对立法的声音仍须继续，但争取「立得其所」的工夫亦同样需要。
我们认为，目前民间最大的共识，是政府以白纸草案方式详列具体的条文，给予港人有实际的表达意见空间。政府若连这一步也不愿意顺应民意，就太缺乏政治智慧和诚意，势必进一步激化反对立法者的情绪，而情绪反应正是理性讨论的大敌。
《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不应约化为敌我矛盾式的二元政治表态时机，无论持甚麽立场都需要有法律和理性的基础，否则只会把有关的忧虑进一步扩张，加速香港的内耗──为表态而立法，又岂是负责任而又明智的政府应持的态度？立法谘询的火头与战线都烧开了，特区政府断不能快刀斩乱麻强行立法。任何立法的期限都应撤除，只能用积极性去加速进度，用包容性去广听民意。
香港大律师公会在立法问题上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在法理和具体条文给予意见。教会在这方面并非专长，但本於信仰赋予我们对人权、自由的信念与价值，教会群体正好替公众讨论釐清思路，诠释旧概念、凝聚新共识；就实施《基本法》第廿三条此类港人并不熟悉的政治条文营造一个「具香港特色」的社会基础和立法理念，既使港人人权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复丰富一国两制的内涵，亦是两岸三地的长远福祉所在。
(第七九八期，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