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真正的過渡期，是從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
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中港之間有很多理念和價值觀，需要時間和實證去磨合。居港權是鮮活的例子，直至如今，仍不斷挑動爭論。
有關《基本法》第廿三條的立法，令到本來逐漸融合、平和的中港關係又添張力；不同意見與立場壁壘分明，令香港社會再處於分化與對立。
負責推行立法的特區官員犯上最大的錯誤，是錯判了問題的本質，加深了社會上不同價值觀與政見的矛盾，觸動了香港人本已逐漸走近，欲迎還拒的中國情結。
或許在北京和特區政府眼中，隨著國家經濟長足發展，香港倚靠祖國日重，大家都把精神心力放在搞好眼前經濟復甦，正是完成《基本法》未劃上的句號的最好時機。然而這個研判也是對錯了焦。
香港人接受和擁抱的是經濟中國，而《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舉措，是把香港人放置在政治中國的範疇，令漸淡漸減的恐共情結再次浮現。事關第廿三條所延續的，是後六四的政治產物，許多不堪回首的往事、痛苦難忘的歷史，以至對將來恐懼的聯想，都在這立法的諮詢過程中再度挑動。又當對話變成激辯與指控，益令對立面擴大，重蹈多年以來有關中港政治爭拗的覆轍。
諮詢工作已經展開，立法雖非其時，但從港府的態度我們仍看不到收回擱置的可能性。反對立法的聲音仍須繼續，但爭取「立得其所」的工夫亦同樣需要。
我們認為，目前民間最大的共識，是政府以白紙草案方式詳列具體的條文，給予港人有實際的表達意見空間。政府若連這一步也不願意順應民意，就太缺乏政治智慧和誠意，勢必進一步激化反對立法者的情緒，而情緒反應正是理性討論的大敵。
《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不應約化為敵我矛盾式的二元政治表態時機，無論持甚麼立場都需要有法律和理性的基礎，否則只會把有關的憂慮進一步擴張，加速香港的內耗──為表態而立法，又豈是負責任而又明智的政府應持的態度？立法諮詢的火頭與戰線都燒開了，特區政府斷不能快刀斬亂麻強行立法。任何立法的期限都應撤除，只能用積極性去加速進度，用包容性去廣聽民意。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立法問題上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在法理和具體條文給予意見。教會在這方面並非專長，但本於信仰賦予我們對人權、自由的信念與價值，教會群體正好替公眾討論釐清思路，詮釋舊概念、凝聚新共識；就實施《基本法》第廿三條此類港人並不熟悉的政治條文營造一個「具香港特色」的社會基礎和立法理念，既使港人人權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復豐富一國兩制的內涵，亦是兩岸三地的長遠福祉所在。
(第七九八期，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