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欣賞與敬佩的神學工作者與教牧，皆是「進場又離場」，並能從中有所反省與行動。教牧或神學工作者躲在冷氣房間思考與寫作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很多教牧與神學工作者從不或甚少走進場景，稍作了解與現場體驗，再離場作思考與整合。
過往，有些教牧或神學工作者對「靈恩運動」或相關聚會有所批評，有些評論是適當的；但有些評論卻由於這些教牧或神學工作者不曾出席或參與在其中，只依賴教內報刊的「現場報道」（因應記者的水平而參差不齊）而呈現誤導，結果是評論者限於二手報道而有偏差的理解。這樣說，也不是要出席了所有聚會才有資格作評論；但我若要研究某個課題如「貧窮」，卻沒有親身進場了解，這些研究就純粹是「學術性」（沒有低貶意向），並非真實的牧養。
Ronald Heifetz的著作《調適性領導》（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不是一本過氣作品（原著出版於一九九四年，中譯本出版於一九九九年），現今重讀，仍言之成理。「領導既是積極投入的（active），也是反省的（reflective）；你必須在參與及觀察之間隨時轉換位置」（366頁）。Heifetz倡議領袖有時進場置身於舞池之中，有時要刻意離場，站在包廂上客觀了解場景的全貌。「調適性領導」（Adaptive leadership），指向正是此種「既進場又離場」的技能，在行動中反省，又能嘗試把新意念帶進場作試驗。
倘若教牧熟練地履行牧職要求的技能如講道、教導、輔導、探訪、帶領團組、籌備聚會等，他／她只是稱職的「技術牧者」而已。教牧要更進一步，提升與擴展「心智模式」，對其所作的予以神學反思。就以扶貧為例，前線工作者或教牧，接觸與關懷窮人一段日子之後，他／她必會思考那些「結構性因素」導致貧窮現象的出現與惡化。教牧不能放棄這些思考，或交予神學工作者代替思考，他／她當然借助前人與他人的智慧，作為思考框架，然而教牧要練習的，就是「既進場又離場」的思辨行動。
英國聖公會主教葛林（Laurie Green）於《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Let’s Do Theology），建構的「牧養循環」，同樣提醒每位牧者不要常躲在房間，眼目只凝視屏幕；更要走進堂會身處的社區或會眾所在的場景，有第一手的親身體驗與反思，來深化牧養。
真實的牧養起始點，從來不是抽象的神學理論，乃是由教牧走進現場，從而引發思考與探索。教牧自知，面對複雜的場景與問題，自身並非擁有正確答案與出路；相反，牧者只是勇氣可嘉地經歷無數次或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不斷探索、離場的反思與回應，從而建構下趟進場的牧養思考。這正是艾略特（T.S. Elliot）所言：「我們不應中止探索，而我們所有的探索，必會回到我們的出發處，從而重新認識舊地。」
（此圖片版權，來自《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一書）
進入現場，對牧者而言是極具挑戰性；聖經畢竟沒有針對每一獨特場景，提供了詳盡的說明或具體行動方案；教牧手上持有的劇本不是完整，教牧反要因應場景轉變而改換角色。後現代世界的牧職，牧者如同「即興劇場」（Improvisational Theatre） 表演者一樣，呈現創意與勇氣，靈活地按照劇目方向有最好的發揮。堂會與機構文化，能否有空間讓教牧犯「實驗性錯失」？我們皆承認所有「進場做神學」，確是有犯錯的可能性。神學本身不等同教義，神學觀點或立場有錯，這又何妨呢？
「進場又離場」的牧養循環，正是我們鍛鍊寬廣的心智，成為「跨層級空間」，由「以我為尊」或「規範主導」，提升至「自主導向」或「內觀自變」的層次（參考《領導者的蛻變》（Changing On the Job） 提及成人發展的四個心智模式）。當我們能不安於現況，敢於踏進陌生新境域，我們的牧養就不是做些事工，在人與事的過程中，我們能發現意義、啟發思考、引導行動，牧養就是一連串冒險的信心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