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從來都是處理政治的場所，議事廳內所發生的事情，有相當部份都有其政治計算與表態需要，作為議員向其選民負責的一部份。近日立法會部份新任議員在宣誓就任期間加插不同形式與內容，甚至被裁決無效而重新宣誓，基本上亦應作如是觀，本身亦非新鮮事；而事件引起不同政見群體的反彈，這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裡亦屬自然，更毋須行政機關橫加干預，破壞權力分立。至於有新任議員使用「支那」一詞表達對中國現政權不滿，其實亦是承襲近幾年香港社會出現的自保排外派別的用詞風格；而值得留意的，是此等用詞背後所牽動的仇恨心態，會否將關於本土的討論帶往不必要的對立面，甚至備受當權者挑撥挪用。
詞彙對受眾的意義，並不單看其出處，還要看其使用歷史。縱使我們可以在中國以至周邊國家的古籍找到「支那」一詞的日常用法，但對不少人而言，「支那」一詞所觸動的，是二次大戰日軍侵華的慘痛經歷。這段歷史，跟今天香港社會所關注的本土議題，其實相去十萬百千里。相關詞彙宣之於自保排外派別的文宣之中，除了挑動「假想敵」的情緒之外，幾乎別無功效。對方無論應戰還是不應戰，對於原本要關注的議題，由取回入境審批權到維護本土民生與保育，又能帶來甚麼實質改善？
不少國際關係學者指出，近年各地本土自保排外思潮湧現，常常是對應全球化下種種副作用的反彈。然而，若跨地域的仇視與排外情緒被挑起了，民間信任盡失，對於解決全球化下種種原本就跨越疆界的問題，又有何幫助？回望香港今天的處境，相同的問題仍有其實質意義。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近年屢見新低，早已見諸大學民調。近日也有調查發現，若有機會的話有四成市民會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至於無能力離開的，或是有心留港的，當「民主回歸論」在「八三一」後壽終正寢，無論是昔日走過八九的中年一族，抑或近年經歷國教事件及雨傘運動的年青一輩，均亟亟思考香港的未來。即使近日中學校長會發聲明反對港獨，也同時表明應容許學生在校園討論，直言「二○四七係佢哋要面對嘅事」。其實，對整體香港社會而言，也同樣需要一個無需借助仇恨也可以廣泛討論的理性空間，方是長治久安之道。
回望聖經，並沒有否定人生在世會遇上仇敵，也沒有否定遭侵害或冒犯而來的憤怒。耶穌的教導，是「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五44）；保羅的教導，是「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四26）。即使因種種個人及處境限制而不能臻善，需要求主憐憫，這仍是應當努力的生命方向，在這先求上帝國與義的路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