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可否在學校討論?深明教育之道的人，都不會認為是不應談的課題，只有只懂政治不明教育的特首和教育局局長才認為不應該。特首指「港獨」是「大是大非」的事，「是非之事」就應在學校內討論，而不是只告訴學生，「港獨」是「非」，記着「港獨」是錯。這不是教育之道。如真的如特首所說，「港獨」與「吸毒」都是「毒」，「吸毒」要在學校談，「港獨」也應在學校談。幫助學生反思，這是教育。
不過，自九七年，香港教育便是以政治取代教育之道。九七回歸後，前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與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共同合作，提出要對香港的教育作「翻天覆地」的改革，實質是為政治干預教育，為政府全面操控教育埋下種籽。
九七後有多項教育改革，但大部份都是糊裏糊塗的無疾而終。最明顯二零零零年提出「藍天白雲」的教育改革藍圖，現在不知去了那裏。其中原因是與其他教育改革互相矛盾，更與政治干預有關。例如因回歸而在沒有諮詢便「一刀切」要求大部份中學，取消行之有效的雙語混合教學，採用母語教學，使藍圖中建議升中平分組別根本無法實踐。母語教學後來更大幅度的作「微調」，離開原意。我也贊成母語教學，但政策倉猝推行是與政治掛鉤。近來被質疑教學成效的普教中，其實也是與回歸有關。
二零零四年教育修訂要求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有教會辦學團體反對，天主教教會更與教育局進行司法覆核。雖然教育局最終獲勝，這只是法例修訂的問題，教育局有權修訂法例，但合法不等於合理。在我所服務的辦學團體，早已於九七前（當時的教育署提出學校管理措施，彈性讓學校按不同傳統改革學校管理），讓學校不同持分者參與校董會，但為甚麼一定要學校組成法團，獨立於辦學團體？不成立法團，是否不能推行校本管理？教育局從沒有解釋。學校開放的管治是應當的，但成立獨立法人，我所擔心的，教育局的目的，並不是讓持分者管理學校，而是在以後，教育局可架空辦學團體，直接干預學校，或直接下令學校執行某些政策。（這現象亦出現於大學的管理，人人以為是開放管治，沒人為意，在通過後，特首的權比任何人都大。最近有關醫委會改革，本來是好事，但大家已學懂，一旦改革，最終也是特首的霸權彰顯。魔鬼在細節裏，有權用到盡的政府，只會集中權力於自己身上。）
透過教育局，政治干預學校的擔心已慢慢變成事實。二零一二年，教育局強行推行愚民式的國民教育。教育局越過辦學團體已通知學校推行，但一些市民、學者、老師與學生聯合反對。教育局於是要「補飛」，邀請辦學團體代表往南京和北京，参觀祖國偉大建設和拜會國家教育局，並多番強調國民教育不是洗腦教育，期盼辦學團體能予以支持。
國民教育本是合宜和合理的，但大部份辦學團體均反對洗腦愚民的國民教育。還記得在訪問內地教育局時，不少代表均有向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發問：「國民教育中講六四，可以嗎？」局長有智慧的回答：「任何話題都可以，只要持平。」我不能如香港選舉主任或林鄭月娥那麼能看透人心，知道人是「擘大眼講大話」。局長所說，我接受。只是最終，在家長的反對下，愚民洗腦的國民教育被暫時擱置下來，但幽靈不散。
教育乃生命探索之道，凡與生命有關的，如對自己的認識，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和人與世界關係的建立，對大自然探索和珍愛，對生命創造者的敬畏，都是教育的範圍。或許課堂範圍有所限制，但不表示在課堂外，在學校裏不可以談其他。例如九七前中國歷史科不會談四九年以後的中國，但在校園內談並不違法。既然當年的教育局官員能這樣開放，「只要持平」，可以談六四，今天為甚麼不可以談雨傘，談年青人對香港前途的期望，甚或涉及「港獨」？為甚麼特首和教育局局長的心胸是那麼狹窄？特區政府怕在校園裏談「港獨」，其實他們所懼怕的，不是香港會獨立（個人和大部份教育工作者也不認同香港要獨立），只是怕在探討過程中，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中國內地官員對「一國兩制」的踐踏，會更多浮現出來。所以特首要「排獨」，沒有牙力的教育局局長也要請中央教育局來干預。
我不是說，過去十九年香港教育乏善可陳，但教育政治化，教育是為黨為國家的榮耀服務的危險，可從近來里奧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和香港代表隊在比賽輸了時的表現便可明白。我們想香港的教育也中國化嗎？
我深盼香港的教育界能持守教育之道，不要懼怕政治的打壓，也不要讓教育政治化。辦學團體應拒絕做政府的承辦商，拒絕為政治服務。
編按：原載作者Facebook，蒙允准刊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