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家安全」這個志業必然會涉及行使武力及要作出性命攸關的決定，筆者一直嘗試處理信徒（特別是基督現實主義者）要面對的試探和挑戰，防止他們被魔鬼利用而不自覺地劇化「以暴易暴」的中東衝突權勢的惡性循環。
三月廿二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所受到涉「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已暫時令到歐盟國家領袖、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等走到「團結」（solidarity）這公共論述陣線之上。順著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這權勢而為，西方元首已適時知機地利用這共同安全威脅去嘗試抵銷國內近年因右翼民族主義而起的多種脫歐論述和排外意識的抬頭。
其實是次布魯塞爾的恐襲的發生正是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襲的元兇Salah Ab de slam被比利時警方捕擭四天後發生，不難使人看為「伊斯蘭國」的報復行動。
當西方世界要考慮如何瓦解「伊斯蘭國」這邪惡權勢之時，我們實有需要探討這被撒但委派長年駐守中東地區的權勢魔君的「魔格結構」（demonic-personality structure），才可以知道甚麼是可為和不可為，並順貼著這權勢現實而為，去成全耶和華的歷史性拯救計劃。
本文有兩個目的。一、從「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論述入手，探討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Pierre Bourdieu）的後結構主義概念對透視看透各種地上權勢的「魔格結構」的可能性。二、透過以色列立國初期大衞王的元帥約押的戰爭事蹟去勾勒中東衝突權勢的魔格結構所在。
「戰略文化」的權勢社會學探討
筆者於最近著作中透過法國學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勾勒出「權勢社會學」有以下元素1：
※ 作為一種獨立於人主觀意志的客觀「結構」（structure），「權勢」（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除了泛指文化、民俗習慣、制度、意識形態、國家政權和系統之外，它們更會進駐人的主觀世界並爭奪成為人的追膜對象，從而取代神在人屬靈生命中的中心位置。
※ 作為一系列透過人在權勢中行使權力的「技巧」（technique）作為媒介，權勢便透過各種權力鬥爭、衝突和矛盾運動中自我複製、增生和演變。技巧包括策略（strategy）、實踐（practice）和戰術（tactics）。縱使有人在過程中勝出或失敗，這些屬權勢的權力技巧卻被參與者永續地被複製和承傳。
※ 作為一種已深植人心的精神內涵和屬靈邏輯，權勢也就成為了人心底深處的一種「認知論」（episteme）。雖然這些「認知論」並不一定是普世價值，它們卻能於夜闌人靜時私密之處跟人說話，並試圖影響和主導行動者的動機和意圖，左右他們的價值決定，即是那些在各行各業中存之已久的「潛規則」；或俗稱的「遊戲規則」。
筆者現在認為，於國際關係和安全研究領域中，「戰略文化」必然觸及到以上權勢的三個面向；即那些管轄著該國統治精英的一種深層權勢結構，技巧和認知論。法國學者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棲範」（habitus）概念或可包含到以上權勢的三個面向。簡而言之，「棲範」指出行動者的「策略實踐」（strategic practice）和「策略計算邏輯」（logic of strategic calculation）不但無法脫離其所屬的大文化權勢氛圍，更會被其自出生時所命定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等已預定的結構性客觀位置所決定。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地緣戰略位置則同樣擁有著這種預定結構決定能力，一直塑造和複製著一個國家決策者的「戰略人化」「棲範」。
即是說，戰略謀劃者所作的決定和計算實有其「情之所擊」和「心之所依」的最終心靈（和權勢）依歸所在。這便是他們的「棲範」所在。於是，戰略文化作為一種「棲範」深層結構便自然有著權勢的三個面向：結構、技巧和認知論。
下文我會嘗試從以色列立國初期元帥約押的戰爭事蹟去默想，點出中東巴勒斯坦鄰近地區的殺人者的戰略計算邏輯和實踐所在，從而勾勒出其戰略文化的魔格結構。
（待續）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語言、政治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7.07）
1.Wong, Pak Nung (2016). Discerning the Power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and Asia: A Treatise on Christian Statecraft. Heidelberg, New York and Singapore: Springer-Ver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