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歐盟成立以還，首個退出該組織的主要成員國。「脫歐」影響除了立見於政治家的政治前途、英鎊匯價和房地產市場外，更深層的影響是圍繞整個公投討論的移民入境問題，關連到社會的融和與團結，以至教會在難民危機持續之際所擔當的角色。

多個民調已指出，不滿移民入境將是英國脫歐的主因。位於倫敦的智庫組織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分析，英國工人工資在二○○八年至二○一四年大幅下滑，對低薪工人的影響最大。雖然沒有充份證據顯示移民湧入跟工資下降有關，但在普遍英國人心中，這是不爭的事實。除此以外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指出，建屋量墮後造成的房價高企，移民同樣成為此問題的代罪羔羊。縱然目前建屋數量是自二○○八年之最，但較政府目標每年建屋二十萬仍有一段距離（自二次大戰以來，英國建屋量平均每年達三十萬）。房屋供應短缺，打工仔難承擔房價，低收入人士更是怨聲載道。在資源緊張、生活水準下降下，元兇罪名落在來自他方的他者上。

一位支持脫歐的三十來歲英國人跟我說，脫歐會對英國有利，原因之一外來的移民佔用了本地資源。脫歐派大打「移民牌」，公投結果對在英國的移民和申請難民資格的尋求庇護人士來說，發放一個明顯的信息：他們不被歡迎。

英國《衛報》編輯Alan Travis指出，脫歐陣營勝出原因不在移民問題，而是民眾對移民的恐懼（Fear of Immigration）。脫歐陣營正挪用並散播這種恐懼，來推動整場公投運動。英國國家統計署在上月公佈數據，二○一五年淨移入率高達卅三萬，較二○一二年上升百份之八十。前倫敦市長、脫歐派約翰遜（Boris Johnson）向民眾喊話：「若然你在六月廿三日（歐盟公投）投下『留』一票，你在向移民入境控制權親吻告別。」

值得留意的是，該淨移入率的增長相當度上來自於英國公民移居外國數目的下降，其中尤以移居海外工作的跌幅最大，《衛報》指出這反映英國境內市場的相對實力。

筆者接觸的英國知識份子，均對公投結果感到痛心。其中，有退休大學教授在公投揭盎後，於社交網站留言：「不生於英國的人現在必然感受到威脅。我們在變成一個令人噁心的國家──有可怕的政府、更為暗淡及艱困的前景，並更為仇外，以至撕毀有關環境和工人權利的立法。這令人覺得回到英國並在這裡生活是一個錯誤。」

正如早前預測，英國退出歐盟將引發骨牌效應。歐盟多國（荷蘭、法國、意大利）極右政黨已紛紛要求舉行公投，決定是否維持成員國身份。歐洲面對歷史上最大的難民危機之際，卻面臨一體化進程的倒退，背後珍重的國際合作、促進和平的精神面臨衝擊，對建立社會融合的移民政策以至是難民政策來說，更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兩位英國聖公會最高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韋比（Justin Welby）與約克大主教冼達姆（John Sentamu）在公投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英國公民在公投後必須維持對人友好接待（hospitable）和憐憫（compassionate），作橋樑的搭建者而非阻礙者：「許多生活在我們中間及周邊的鄰舍、朋友和工作同事來自外國，他們當中一些人將感到強烈的不安全。我們必須提供保證以作回應──藉著珍愛我們極其多元的社會，並且申明每一位的獨特貢獻。」

就教會來說，我們必須拒絕政治運動散播對他者的恐懼、漠視甚至仇恨。當右傾媒體、政客、政府視移民威脅國家安全，國家重新建立屏障維持邊界「安全」，移民本身存在人道安全問題（特別是被迫遷徙移民所面對的結構暴力、遷徙途中面對的生命威脅、滯留轉移國期間面對的拘禁，以至融合社會的經濟困難）往往在輿論或政策論述被忽視。事實上，這些被迫遷徙的移民面對的安全威脅，較其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更為真實。教會塑造公民團結時，可扮演輿論革新者的角色，將其超越政治利益的人道關懷注入討論中──如何在保持邊境運作時，關注他們尋找保障與需要的權利。在與移民相處時，作為教會的一員，我們能否走出對陌生者／異文化的恐懼？將一己隔絕於他者，無令恐懼減退，惟有進到他們當中，我們將窺見上主的憐憫本在其中。

（作者現於馬爾他倡導人權的智庫組織實習，今年九月赴德國完成和平與衝突碩士課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