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Charles Mott, Bibl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7: The Church as Counter-Community(p.128-141)中譯版,由徐濟時(筆者)譯於2016年6月。本書作者是福音派龍頭神學院之一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倫理教授。這本由牛津大學出版的佳作直至今天(2011年再版),仍是美加的神學院廣泛採用的社會倫理學教科書,其對這一代持福音信仰的教牧影響甚大,值得華人教會參詳。為便閱讀,筆者沒有在譯文中將本章41個註腳標示號碼及顯示出處,另對少部份帶有重覆性冗長的原文,以意譯或撮譯處理。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太五14)。此一觸目宣告,敦促基督徒社群切勿疏懶,以免危及教會的使命(mission)。
上帝策略中教會的意義
耶穌對失落於救恩的耶利哥城財主撒該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路十九9)我們也是這一有永生應許的亞伯拉罕族裔(太四;加三)。希伯來書把教會描繪成上帝子民旅居世上、走向神應許的目的地,而個別信徒若離群就會在野地游蕩無望。個人從社會分離是不可能的1, 個人與基督聯合(union)也是個人與基督徒社群併合(incorporation)。
個人進入聖靈裡也帶給我們在「聖靈的團契」裡-與人人有團契(腓二1)。因此之故,聖徒(saint)一詞在新約從來不是單數、而是結連在基督裡所有人。
個人因信而行乃出於因信而生的教會,從中傳道栽培、彼此分享(弗一3-4、11-12;羅八28-30)。個人悔改信主的社會意義是等同「教會在社會」這般重要。聖經所言是救恩把我們召進一社群而讓教會不單成為悔改的載體,更成為社會眾群體中一個新實體(a new realm of social existence)。
如此,教會必須被理解為末世時代展現於歷史的神國(the Reign of God)。教會本身不是神國,而是以此國度作為教會的進發和目的。教會作為上帝的愛和恩典所創的新社會,乃是使神國可透過這個社群被人看見。教會是這個國度的先鋒隊(avant-garde),展示和服侍上帝對人類社會的要求和應許。教會是上帝恩典、恩具的臨在,教會是基督實現歷史目的的部分展現(the partial realization of Christ’s go al in history)和帶給世界衪的旨意。在最後晚餐所應許的新約(new covenant),正代表教會是神的新秩序-目的為本社群(purposive social-group)。
以弗所書將此教會觀推向宇宙維度。「神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22-23)如此,教會成為工具-使萬有回歸上帝的主權(sovereignty)。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就是道成肉身的延續(continuation);教會是基督的代理(agent),繼續基督的復和(reconciliation)工作。教會在神對世界使命中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會是社群
近年來,不少基督徒尋索一個基督徒社群樣式(a form of Christian community),以能活在親密關係中從而更大實現基督徒生活的價值。懷此目的基督徒社群不是教會新興另類、推動教會更高標準的運動。這不過是每一位信徒都應尋求的。教會不必然要尋求像公社式生活(communal living),因某些形態會妨礙基督徒在世上使命的。據觀察,很多這一類親密關係的發展過度內聚而做成建立新關係的難阻。教會是團契和敬拜、亦是使命,其內在(親密關係)的成長同時要考慮其與世界的接觸。教會要邁向這兩方面-使命中建立關係,關係中建立使命。
教會的本質是社會(society),不是事工機構(task force)-其成員的相互接觸只植根在同共事工,亦不是沒有關係的個體在一段時期的交會。教會是大社會中分立的社會組織,因此教會要以身示範上帝期望所有人類社會應有的生命分享。
教會因是彰顯上帝的國度,因此必須展現人類社群的最高異象,沒有其他群體能取代教會活出耶穌的教導。保羅書信中教會的倫理生活、正好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22-23)此一事實的直接反映。教會是基督作工的工具。當「基督充滿萬有」,萬有有別的身分就不再有別(all external distinctions of status cease to exist):
穿上了新人……並不分希臘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未開化的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3:10-11)
這新人的獨特性來自這一事實:當基督的身體活現出基督身體,就完全被基督管轄。如此這「新人類」就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如保羅所說:
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使兩方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一體,與神和好……(弗二14-16)
以上兩段經文,再加加拉太書三章27、28節(六15)都說到這「穿上基督」新造的人,廢除教會內人人身分之別。那麽,繼續下去的就是: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要穿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除此以外,還要穿上愛心,因為愛是貫通全德的。你們要讓基督所賜的和平在你們心裏作主,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你們還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以感恩的心歌頌神。(西3:12-16)
教會,如此就成為一個奇異社群(counter-community):一個有另類標準和價值的社會性組合體。教會有別於世界正是其委身於最正當的人類品性(the exception ally normal quality of humanness)。教會能對文化產生正確影響,乃在教會對周邊的社會及其助出的社團、維持一個分離和獨特的身分。使命(mission)就是堅持分離-是為使命而分離,不是為分離而分離。真正屬靈的價值是向世界作見證,因而需要從聖經而來「有活力的不一致」(dynamic non conformity)。誠言,保羅時代的教會尤如醫院之於病人,是在掙扎求存;本文要指出基督徒社群不要滿足於此一層次,以致不開放自己接受聖靈給予教會更大的異象。
純真的基督徒社群改變社會途徑:第一,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和服務(social action and service)。第二,不效法世界的生活(non conforming life)帶給周邊社群的影響。第三且是最重要方面,支持投身使命的個人(in dividual involved in mission)。
支持投身使命的基督徒
我們作為社會成員(social beings),品性形成和價值持守都極受我們的社會影響;這個社會秩序未被救贖,本質上與神和神的標準為敵。因此,在救贖中我們的價值系統(system of values)得以轉化,在使命中我們開創神頒予社會的新秩序。基督徒社群和社區就是聖靈超自然轉化工作的社會場域(social context)。
新的社會化是需要的,在基督裡新生的嬰孩,我們有屬靈的父母和朋輩帶領我們邁向成為怎樣的人。這一種關係對信仰成長非常重要。從信仰而來對政治的委身,同出一轍地關乎我們身邊有這類社群。一個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好或不好),很在乎其身在基督徒社群其他成員的成長和成熟(growth and maturity)。
基督給予祂的身體、教會各樣恩賜實現其國度事工,包括社會性事工:施予窮人(林後八7-當在這慈善的事上也要勝人一等),服事、施捨和憐憫人(羅十二7-8)。教會既獲得這些恩賜,就有責任悉心培育,並要發掘那堅持下去的能力。在神的真道和代禱中,我們彼此找到事工的願景和作出負責任的決定。當我們在自身社群的愛和相交裡得以成全(fulfilled in love and companion ship),就能自由盡心為別人的需要而作工。我們的社群,在背後禱告支持我們「去」的事奉。
我們在一起就是為了我們對別人(What we are together is what we shall be for others)。
社群生活的見證
教會作為神國度可見的記號,生發社會改變。基督徒社群藉兩種舉動達成這改變:第一是不支持入侵神國度的事情,第二是社群示範神創造的新人類(new human person)這有特色的社會關係。兩者更是彼此相連。這與世間的不一致(non conformity)是基於並指向新秩序的異象(the vision of a new order):「必不」能夠見證「是」,因為「不」的含意往往是「必是」(the radical No can be a valid witness to the Yes because implied in the No is often a radical Yes)。
一個重視一致(conformity)的社會,會視上帝的子民是一類離群之輩(deserters)。他們尤如出埃及般尋覓上帝之異地(來十一8、9、22)。世上社會認為這道德獨立(moral in dependence)之輩,會削弱社會體係和挑戰在位者。一個如此緊聚的社群身處離間的社會(segregated society),會產生一些純假設性兼不作驗證的問題:若拒絕與既有的法律和文化合作,就會形同向其中敏感的市民叫陣罵戰。
基督徒社群是自願結社、自由入會,對於廣大社會的維護責任或政經權力的利誘兩方面,往往不欲被套進其中。基督徒社群是自由創造實驗的團體,其意義在更廣社區中可被欣賞(appreciated)和轉化使用(adopted by analogy)。甚至於身處的社會結構是具壓迫性的,基督徒社群也可服事,以Arthur Gish的用語,就是作為一個預表群體和平衡構作(para bolic community and parallel structure)。
這平衡構作貢獻三個基本用途。第一,它揭露身邊社會的道德崩壞和矛盾……第二,它指向新的真實和新的可能……意思是提出新進路、問那未曾問過的問題和挑戰共同持守的假設。第三,它幫助創發新選擇(new alternatives)……。這一平衡構作是能自由嘗試新進路,做那無人想過的。此一基進的(radical)社團能向廣大社會實質地展示,不單社團能夠做到甚麼、更已經做到甚麼(not only what can be done, but what in fact is already being done)。
茲舉一例,在美國佐治亞州一地區,有四成房屋被列為危樓。Koinonia Partners這基督教組織遂建造和售出六十間房屋予有需要人士,組織藉此向社區表明這地區家庭不需要陷入惡劣居住環境而能轉住新屋,居民付出的首期只需七百元,供款的二十年間每月僅付少於六十元。這新穎方法展示無須(needlessness)用可憐式(misery)做法,這一試驗證明有良好果效、並能薦予其他有心助人者。
基督徒社群是「道德潛移默化(moral osmosis)族類」,能經年累月提升身處世俗環境的道德水平。他們的影響力尤其有效在童年受過宗教教育一代,如某些地域基督徒勤奮工作所形成的民俗,就算當地人淡忘宗教根源仍會繼續勤奮工作。
最後,基督徒社運人士追求社會的正義(justice)亦(比較其他人士)有較大正當性,乃因他們本身社群已能展示在此事上美好的良知(good conscience)。
教會示範新秩序的效能(potency),不容自滿而減少委身於世俗社會的正義爭取或社福事工(social ministry)。聖經道出教會是要作為神國度的執行代理(the agent of God’s Reign)。但另一方面,聖經令到教會的愛心帶來周邊社會正面改變方面是證據微弱的。愛心的付出帶來個人悔改和榮耀上帝,不是只限於基督徒社群之內,也是包括教會向世界所作的(彼前二12,三1-2、16;太五16)。
基督徒社群影響社會方面的傳統聖經形像,可在耶穌之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找到。此乃合適的教會影響社會圖畫。要記住,「光」在聖經中代表正面的、激奮的(aggressive)力量-戰勝黑暗。以賽亞書論到:加利利的大光是折斷重軛和建立公平(賽九2、4-5、7),「作外邦人的光」乃是「僕人(彌賽亞)」帶來的正義(賽四十二1、4、6),君王們向那發出光的聖者下拜(賽四十九6、7,六十1-3、12)。馬太福音乃為與猶太會堂有緊密關係的教會而寫,當時的教會視自己是「外邦人的光」。然而,教會的尊貴工作就是將光照在人前(太五16),如「僕人」使瞎眼得看見、使被囚得釋放(賽四十二7)。
耶穌藉光和山上城兩比喻,提醒猶疑的教會將服事和正義帶到世間前台,正如祂說:「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路十二32)
對此有樂觀主義強調,教會的新社會秩序(new social order)可吸引世界的注意,因而產生有意義的結果。這是樂觀於國度生活的展示和見證將受人注意-但少被人學效。因為,提倡這立論的通常是對世上建制的道德水平極之悲觀(因其被權力控制),但他們要倚靠世俗社團的個人德性、以此作為吸引足量的人創立新的社團。這個立論似傾向於對制度(institutions)悲觀、對個人(individuals)樂觀。
比較上者,歷史上重洗派(Anabaptist)的教會持有神學上較佳的立場,因其認為社會不存在其他上述意向的社群會帶起改變-如此避免對人類本性或歷史有潛在樂觀主義。這裡存在某些神學假設:重洗派信徒相信前述的任何改變乃是個人悔改加入教會的結果,但他們不大相信世上會有大量群眾(mass scale)悔改的事。「認為基督徒社群擴增才會帶來有意義的社會改變」的看法,就是類似上一章談到的看法:惟有佈道才有望社會改變2。 (筆者按:註腳詳解作者所言)
另類社群的創立有其必要,但仍未充分表達那折斷肩上重軛、城門口施行公義的聖經訓示。沒有使命在其中就沒有基督徒社群的「在場(presence)」或「存在(existence)」,使命和教會兩者在神的國度是必須(不能分割)的。世上是沒有單純地「讓教會成為教會本身」存在(the very existence)這一回事。
的的確確,現代意念的醫院、學校和大學、精神病關顧、公共健康、盲人學校等是出自教會。然而,這些都是經歷過邁長的政治爭取(political effort)才得到實現。如十九世紀的英國,很多基督徒走進貧民窟為危校修建、為窮童開辦主日學校,亦向政府千瘡百孔的教育改革同時施壓,兩路並進。沙夫茨伯里勛爵(Lord Shaftesbury)就是英國當時這方面最知名的社會改革家(後亦成為首相)。
教會同時是神國(度)的存在體和代理人。耶穌預備祂的使徒成為祂的教會,但祂亦預備祂的教會行出使命。他們的權柄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出於所代表的國度之主的聖靈。他們是一個社團,在世上有工作要做;他們是微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群(a small and seemingly in significant group),但他們被稱為「世上的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6.17)
1. 作者在上一章(第六章)以專段論到「個人」背後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Mott強調西方文化下成長的人繼承了個人主義,難以掌握「個人在社會」的聖經觀。聖經視個人(個體)與其所屬的社會群體是緊密相連,律法和立約皆是予以社群而非個人。聖經教義指出個人之為人(human)全因他是群體中一員。「個人改變」往往忽略客觀存在並影響個人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罪惡,正如所見,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問題,不是在此制度中產生多些好人就能解決,反過來是這些問題會窒礙個人的成長、性格與發展。個體社會化(socialization)不由自主,社會影響我們的人生態度、倫理思考,其好與壞皆陶造我們直至長大成人。當然,個人也可以影響社會,但個人必先受社會影響,這是不能改變的人生進程。(摘自119至122頁)
2. 在此有必要多些引述該看法(第六章「Evangelism佈道」,也是作者明示參考的部份):有一類看法,基督徒是有社會責任,就是投身佈道使命使人悔改信主,那麽社會就能改變。這看法不會進一步解釋信主者怎樣令社會改變。這一類視惟獨以佈道推動正義(justice)看法,是忽視聖經在此方面整全命令-包括在社會制度中行使正義和直接服事有需要的人。這看法反映一種樂觀主義,假設人口中有大群人重生得救就會生發社會改變。對此馬丁路德稱我們不能只靠聖靈的內在工作,就足以帶來外在和平和福祉;這看法以為令世界先要佈滿真正的基督徒,對此路德聲稱「這是永不能達成的;因為這世界和大眾必然是非基督徒(are and always will be unchristian)。」另一相似看法是「悔改就足夠」,這也是對基督徒品格過於樂觀。悔改帶給人的應然和實然,是兩回事:聖經地帶(Bible Belt,泛指美加早期大量人歸主的地區)悔改信主的人沒有實然地帶動昔日種族隔離政策的改變,悔改(conversion)並沒有實然地使我們在任何具專業知識的領域(如社會的管治方案)變得聰明。在工商至上的社會,人往往異化為工作機器,生產過度亦破壞社會和大自然,基督徒也身陷其中但少有作為去改變這些經濟系統,變成縱容甚至推動這些不義之事(筆者按:如雇主要求雇員超時工作)。(撮自112至115頁)佈道與落實正義其實不能分割,皆歸屬在神的主權之下。社會事工和福音見證在聖經中並存而沒有衝突或隸屬誰方。保羅奔走各地為耶路撒冷貧窮的聖徒求助時,說到「順服福音,慷慨捐助」皆能「把榮耀歸給神」(林後九13)。福音見證會扣分當社會行動不在場(Witness is hurt when social action is absent);福音見證會加分當社會行動亦在場(Witness is helped when social action is present);社會行動有其需要以維護福音見證的果實(Social action is needed to protect the fruits of witness)。「只做佈道」的最大困難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原沒有賦有意義的關係使之聚在一起;共同為正義掙扎正好能建立彼此活潑的關連,以致促成佈道。社會關懷(social involvement)不會使信徒減弱佈道,反使信徒進入世界,在其中佈道亦自然和必須出現。(撮自122至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