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年春節，大家有沒有留意新聞。回想之前過新年，怎會留意這麼多社會新聞？拜年時多數談近況、動漫或娛樂等。今時不同往日了，您留意時事，不是想跟朋友有話題。而是我們對這些社會所發生的事，是會產生感覺的。這些感覺會是，我們對香港開始感到陌生；對時局感到無奈；對未來感到無力。
留意旺角所發生的暴亂或騷亂，如何稱呼該事件？就要視乎看哪一間媒體。如果看主流媒體，不斷地重播，磚頭、放火、狂打警察等的畫面。如果看網絡媒體，不斷地貼出，警察狂打示威者、狂打《明報》記者和「官迫民反」等的資訊。明顯地，兩者的資訊和觀點，差距愈來愈大。
今日我們不敢對社會議題開口評論，未必會「被失蹤」、「被認罪」、「被道歉」。只怕被歸邊甚麼派和被標上甚麼「膠」，可能得罪家人或得罪某組群朋友。我有朋友跟認識數十年的老友近兩週在Whatsapp天天討論，由初時意在交換看法，其後愈來愈火，現在要熄火，只好要停一停。其實旺角的事件帶給我們是有衝擊的。我們當聽見一些刺激神經的看法，哪怕只是字眼，一股熱血立時充上腦裡。有時為免帶來不必要的撕裂，惟有無奈地「被沉默」。但沉默不等於內心沒有想法。有沒有發現近兩週的社會上輿論，大致上徘徊於譴責街頭暴力與譴責政府造成此局面之間。
三種形式的暴力
在信仰反省中，曾深入探討在社會運動上暴力課題，當我們使用「暴力」這名詞於不同學科存著不同理解，基本意指造成他人的受傷或致死。探討甚麼是暴力，不是單單留於如何運用磚頭才算是暴力，究竟磚頭在地上被挖出來投向警察，算為暴力，抑或只屬發泄；磚頭在地上被拾起來投向示威者只屬自衛，還是暴力？其實從形式上探討暴力可以有三：
一、制度化的暴力：有沒有看過電影《飢餓遊戲》？故事講述未來的北美洲虛構國家「施惠國」，該國內首都是都城，擁有施惠國絕大多數的資源與金錢，其中的人民是最富裕，其他十三個行政區的人民都處於飢餓。每年以換糧食方式逼迫十二行政區交出十二歲至十八歲的少男少女各一名，將之投放在一年一度的「飢餓遊戲」當中，並以電視實況轉播，冠軍者可以進入都城，享受奢華的待遇。藉由此恐怖的手段來維持其威權統治以及國家秩序。這種制度的暴力在哪裡？這是摧毀了上百萬的人，使人無法成其為人。此制度迫使受壓迫者要憑其努力，拼命要成為壓迫者，就像飢餓遊戲的參加者一樣，要成為冠軍者，先成為善於獵殺弱者的強者。」就此衍生第二種暴力。
二、抗爭的暴力：這樣的暴力，為了要摧毀第一種的暴力，並積極地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有沒有看過電影《分歧者》？故事描述在未來是由政府的高壓統治，以群眾的恐懼與盲從所構成的虛假和平，在本質上並不公平，甚至完全泯滅人性。人們十六歲時要在克己派（Abnegation）、友好派（Amity）、無畏派（Dauntless）、直言派（Candor）以及博學派（Erudite）五個派系中，選擇加入其中一員，女主角翠絲在檢查中竟被測定為異類——分歧者，便逃走加入無派別，最後勇氣站出來抵抗專權，以暴力爭取社會的真自由。現實世界也有類似的人，起來反對制度化的暴力，這些人有膽量挑戰自我的安舒，甚至將生命作賭注，為要建立一個公義的秩序。如此又產生第三種暴力。
三、鎮壓的暴力：此種暴力隸屬於第一種的制度化暴力。要留意執行的，多數是執法者，他們純粹為了要維持社會秩序，但無奈地成為專權者與抗爭者之間的磨心。可惜，有少數的執法者會過份使用暴力或不合程序公義的方式來對待抗爭暴力。更有些稱強力部門的執法機構為國家安全而打壓異見人士。
以上三種暴力可見於拉丁美洲。當地充滿種族階級歧視嚴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貪污腐敗橫行無忌等等。可想而知，街頭暴力的發生定必有因，群眾不會無故走上街頭，訴求暴力行動，為的是在現時體制下保障多數人的權益時才會發生。可惜在墨西哥發生不幸，「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Guerrero市，有大學生不滿政府新政，抗議示威。一行共四十三名師範大學生，坐巴士出發，打算訴諸不公，誰料這群將來老師『被失蹤』了。」
耶穌是否暴力者？
如果我們是拉丁美洲的人民，會怎麼樣？有人想，若不讓公眾清楚認清此表面和諧的體制下隱藏的暴力，群眾就不會想改變的必要。如此時局，暴力抗爭或許才能帶來革命。在道德上，將出現兩難困境。一、暴力的抗爭只是部份知識份子的理想，難以引起強烈的迴響。二、對基督徒而言，在道德上帶來壓力：在「愛」的前提下，信徒有更多的顧忌，因為暴力抗爭可能發生傷人，甚或致命的衝突。換句話說，他願帶眾人走上革命的最前線，面對群眾的失控，他獨自一人哭喊著說：「停下，不要這樣做」，情況亦未受控。甚或，到了這個地步，叫他實在難以半途放棄，不易回頭。
如何是好呢？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耶穌是神兒子「道成肉身」，而耶穌本身是暴力者嗎？祂的教訓是具暴力的嗎？
首先，我們要明白，愛與暴力是人際關係中完全相反的單位——「愛是給予，暴力是奪取」。純粹的暴力，必定是自我中心的，只著眼於自身的利益；暴力帶來循環的惡果，耶穌所言 :「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52）受襲者總有報復念頭，最終帶來暴力的惡性循環。反觀，愛為他人施予的，並能建立人際之間的連結，如耶穌所說，彼此相愛。
第二，「道成肉身」意謂著進入暴力歷史的狀態之中，並影響每一個人；作為神的肉身，耶穌透過其真理與行動來表彰愛，正如：「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約一18）
暴力與神蹟並行出現：以愛回應暴力
從馬太福音的記述中，可以看出在愛的彰顯過程中亦有暴力的參與。耶穌一出世，行暴政的希律就要追殺祂。伴隨耶穌的神蹟而使情形改觀，叫約瑟馬利亞避過一劫。暴力未有止息，全城兩歲內的男嬰和男孩，都被殺盡。到了十四章，希律本來想殺死施洗約翰，因自己受批評做了不合法的事，佔了自己兄弟的太太。因著施洗約翰是德高望眾的先知，殺他後，必受社會壓力。這時候，女兒提出要取施洗約翰的人頭作禮物。希律陷入了兩難，最終他選擇履行女兒的要求。這簡直是暴政。約翰門徒通知耶穌，於是耶穌私下退到曠野地去。大批群眾跟著祂，祂施憐憫和醫病，並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蹟。
這裡展示暴力與神蹟並行出現的現象。作者要說明暴力象徵著破壞，神蹟卻帶來醫治。政治暴力橫行，耶穌自身不得不進入此等麻煩的危險之中，最後他使用愛的最大神蹟回應當時發生的暴力，就是以愛親自承受不公義審訊、身體被虐打和十架死刑的暴力，但三天後復活了。彼得解釋這個暴力與神蹟的現象：「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得了醫治。」（彼前二24）看來，暴力與愛的神蹟之間具有相應性的關係。
第三，祂「道成肉身」成為一個進入暴力歷史中的人。作為一個人，耶穌將其生活朝向一個愛的工作、一個具體的愛的工作。愛是直接與暴力緊密關聯的，耶穌的愛是從身邊的人開始，他視他們為人，尊重每一個個體，祂也教導人彼此尊重，視其他人為人（persons），而非暴力者眼中的物件（objects）。神在不同的暴力場合中有不同的因應措施，甚至包括肢體的動作去潔淨聖殿（太十一15），只是祂未有傷害他人的身體，因祂視其他人為人（persons）。
在耶穌有限的時間裡，祂用自己的生命，讓愛來取代暴力。暴力本是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然而，愛能指導並糾正，最後終能克服暴力，這絕對是有可能的。看看今日的十架。昔日十架本身是暴力的刑具，具奪取別人所有的象徵。基督為世人捨命所彰顯的愛，卻給予十架轉化為今日具有拯救生命的象徵了，例如：紅十字會所用的標記和有地區的救傷車上也有十架作標記。
從以上來看，在耶穌的榜樣中，並未明顯指出該不該用暴力去對待暴力，但祂對愛的堅持是絕不可或缺的。基督徒一切的行動需要考慮就是「愛」，此愛能連結很多的人。
從數據看非暴力功效：我們做對了甚麼？
環顧世界由古到今，愛與暴力之間，世界走向哪一方？有一本書叫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作者是Steven Pinker，提出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發現古代祖先比我們暴力許多的，隨著時間的延繩，暴力出現的頻率才逐漸減少。他指出：「我們現在很有可能是，活在人類最和平的時期。」從數據中得到支持，他說：「歐洲和美洲的國家之間的戰爭，死亡數從原先一九五○年的每年每場戰爭的65,000例減少至近十年每年每場戰爭的2,000例死亡。……聯邦調查局的數據統計：你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暴力行為發生率相對較低經過幾十年的上升，然後開始從九十年代急速的下降，一直回到將近六十年代的水平。」
暴力的下降具有深刻的影響。它迫使我們不單是問「為甚麼會有戰爭？」而是要問「為甚麼會締造和平？」也不再問「我們做錯了甚麼？」而是「我們做對了甚麼？」。這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今日香港，有些人會想，豈不是已先禮後兵嗎？之前一直都進行和平或非暴力抗爭，有好結果嗎？時至今日，豈不是要採取暴力抗爭，想必才有改變時局之效。
我們試從數據研究看看功效吧。美國有研究收集了由一九○○年至二○○六年合共三百廿三個大型抗爭運動的資料，來比較暴力運動和非暴力運動的分別和效益。研究是由Erica Chenoweth 和Maria Stephan負責的。把運動進入高潮後一年之內達標作為成功指標。在動員人數上，非暴力運動的參與者平均超過200,000人，而暴力運動只有平均50,000人。在成功率方面，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53%，失敗的機會則有20%；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只有23%，失敗率高達60%。部份成功爭取訴求方面，20%的非暴力運動能夠達成部份目標，比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多出一倍。研究發現，暴力運動存在四個大的限制：一、體力上障礙；二、資訊困難；三、道德障礙；四、委身的困難。因此，要成功令群眾促使政府改善施政，不是暴力最有效，而是用愛才能連結更多群眾起來。非暴力的成功例子有：昂山素姬、馬拉拉、香港的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二○一二年反國教等等。這些例子為何能喚這麼多群眾關注，最後能成功逆轉時局的發展？就是有賴於愛、和平和非暴力，來爭取社會公義。
最後，旺角事件會否是馬丁路德金所述「不被傾聽者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unheard）？確實，這作為對政權的警號，需要檢討政策和管治態度。
至於我們，面對社會任何暴力事件，包括性暴力、家庭暴力、言語暴力、校園暴力、網上暴力與制度暴力等。我們總希望使一切暴力行為會有減少的情況。這樣，我們可以自問「為甚麼會締造和平？我們做對了甚麼？」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