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伊斯蘭教組織「伊斯蘭國」（ISIS）肆虐於中東，以建立一個超級伊斯蘭教國家為最終目標，既在伊拉克及敘利亞攻城掠地，殘殺無辜，破壞古蹟，又常在網上發放處死外國人質短片，且發動巴黎恐怖襲擊，令很多無辜者死傷，使世人激憤。「伊斯蘭國」且威脅會繼續向反對「伊斯蘭國」發展之世界列國發動恐怖襲擊，甚至是「九一一」式的巨大攻擊與破壞，這些都令西方國家人士人人自危，而美俄等國家的聯合空襲行動亦一直無法阻擋伊斯蘭國的快速領土擴張。
一些歐美人士因此而對所有穆斯林起了反感，出現了一些伊斯蘭教寺院遭惡意破壞、伊斯蘭教徒在街頭或公車上被當眾辱罵的個案；一些伊斯蘭教婦女就積極學習自衛術，以免被仇伊斯蘭教者針對。不少西方國家人士且因此反對接納前來避災之敘利亞難民，因為他們視為恐怖份子。這其中無疑有著是非不分及偏激之嫌，敘利亞難民本身多因國內之動亂及伊斯蘭國之擴張而被迫逃難家園，冒死投奔怒海，他們是被極端伊斯蘭教徒恐怖份子迫害的溫和伊斯蘭教徒，卻被一些西方人士針對排斥，實在無辜。當然，難民中可能混有恐怖份子，但這又是另一回事，要靠嚴密關檢來減少其混入之可能，而不能因此把苦難中的避災者一一拒之門外，令他們成為代罪羔羊。
種族歧視與恐怖主義
究竟「伊斯蘭國」是如何開始的？是美國欲在敘利亞扶植反政府勢力之行動所間接養成的一頭猛虎？是西方自食其果的下場？各種媒體已多有敘述，不再此多述。不過，中東敘利亞及伊拉克一帶固然是「伊斯蘭國」的大本營，不過也有不少是在西方土生土長的阿拉伯青年（或甚至是白人青年），是在歐美成長的阿拉伯移民後代，包括一些參與巴黎恐怖襲擊的兇手在內。換句話說，這些恐怖份子本是法國人或比利時人。一般相信，這些青年人是吸著「現代大麻」的，即是他們在網絡世界中被迷惑、被洗腦，全然失去了宗教與道德的是非判斷，於是投入所謂的神聖自殺行動中。「伊斯蘭國」不斷在網絡上招兵買馬，是今日「伊斯蘭國」極難杜絕與消滅的一大原因。
但除了阿拉伯青年人在網絡世界中被洗腦之因素外，很多時事討論都指出，阿拉伯移民長期在西方被歧視，常處弱勢群體狀態，也是青年人不滿西方政府及社會的一大原因。他們因著其種族及其阿拉伯名字，於是在教育、就業方面都會遇到種種歧視與難處。阿拉伯青年在街上被警方搜身檢查，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們在被歧視、不公平的環境中成長，難以融入他們成長的社會，自然容易心中充滿憤恨不滿，也容易被教唆慫恿去對西方社會進行非理性的報復。
因此，今日雖然有西方國家或人民不斷提議要強硬對付或消滅「伊斯蘭國」，但也有人認為，野草斬不盡，治標不如治本，空襲與種種對付措施，都只是治標之法。即使努力去切斷「伊斯蘭國」的經濟來源，也僅是治標。惟有西方國家不再歧視境內的阿拉伯青年，讓他們感到受尊重，人人平等，有公平的教育及工作競爭環境，且嚴厲指責歧視風氣，才有可能消除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以美國為例，雖然今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是黑人，但國內本身就充滿著嚴重的種族矛盾，黑人被謀殺被虐殺被歧視的案例（而多未能得到公平審訊），時有發生，這是美國國內長期存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事實上，你歧視我，我歧視你，是今日世界動亂的一大因由。
以色列人的排外心態
選民以色列人雖為神聖子民，以男性受割禮為選民的表徵，但其歷史無疑也充滿著歧視外族的態度。上帝要以色列人做萬民中的祭司與中保（參出十九5-6），不過以色列人卻在發展上日漸以上帝選民身份而自傲，容易歧視外邦人，視他們為未受割禮的「化外之人」，絕比不上屬乎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舉例說，非利士勇士歌利亞向以色列人狂語索戰，少年大衛聽到後就說「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麼？」（撒上十七26下），其中就有著歧視未受割禮之外邦人的意味。後來，掃羅在跟非利士作戰時身受重傷，就吩咐那替他拿兵器的隨從拔刀把他殺掉，說「免得那些未受割禮的人來刺我，凌辱我」（參撒上卅一4）。那隨從不肯，於是掃羅自己伏在刀上自殺而死。對掃羅來說，被未受割禮的外邦人所殺或凌辱，比死更可怕，是非常失面子的事。
這種過份「分別為聖」、「歧視或敵視外邦人」的情況，在王國時代仍不算太嚴重，但到被擄時期及兩約之間，因猶太人相繼被巴比倫、波斯、希臘及羅馬人等外邦國度統治，分別為聖心態及仇外情緒愈發加劇。以斯拉記記載百姓因娶了外邦女子而自覺有罪，因而痛哭悔改（參拉十），反映了這時期百姓心中的聖俗二分心態已然成形。但以理書後六章之幾個異象都把外邦政權視為與上帝及上帝聖民為敵的怪獸異類，是兩約之間聖俗善惡二元分法的典型例子。
很多猶太人不單歧視外邦人，也歧視撒瑪利亞人。撒瑪利亞人是北國以色列亡於亞述後，遺民與異族通婚的後裔。撒瑪利亞人本來想跟猶太人一起重建聖殿，但被拒絕（參拉四1-3，原因大概跟猶太人不願跟血統不純者合作建殿），於是他們就一再阻攔建殿與建城之工，又上告波斯王說猶大人要謀反（拉四11-16），又嗤笑尼希米（尼二19，四1-3），恐嚇要攻擊耶路撒冷城（尼四7,8），謀害尼希米（尼六1-14）等等。他們之反對原因有政治或經濟因素（尼希米抵達後減弱了撒瑪利亞省長之權柄），但無疑也有種族分歧及「聖俗二分心態」之因素。事實上，猶太人看不起撒瑪利亞人，認為他們都是血統混集的北國遺民，撒瑪利亞人就認為自己才是血統純正的，反之，他們認為所有曾被擄巴比倫的猶太女子皆已被污，因此猶太人血統才是不純不正。總之，你歧視我，我也歧視你。
耶穌欲糾正猶太人的排外心態
歷史步入新約，猶太人被羅馬鐵蹄統治，苦不堪言，仇外及聖俗二分心態更為嚴重。事實上，耶穌在世上事奉的幾年之間，除了培訓門徒、傳福音、醫病趕鬼之外，其實也在多次場合中直接或間接指出猶太人歧視撒瑪利亞人及外邦人之心態的不對。耶穌曾在迦伯農稱讚那求他醫治其僕人之羅馬百夫長的信心，甚至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路七9下）。把這事件放在當時代的「歧視外邦人」普遍氛圍中，就會明白耶穌的說話的弦外之音：他要猶太人明白外邦人也有對耶穌及上帝有信心的人，猶太人不應看不起或仇視所有外邦人。同樣，耶穌少有離開以色列地區，但有一次他卻前赴推羅及西頓境內，並因一位希利尼婦人的信心表現而治好了她女兒（可七24-30），亦同樣表明外邦人中，無論男女，都一樣有對上帝滿有信心的人（當然，事件也表明耶穌事奉雖以巴勒斯坦為核心，以猶太人為主要對象，但對外邦人，對外邦之地，他也一樣關注）。
新約時代猶太人來往南北時都會刻意避開撒瑪利亞人聚居地區，但耶穌卻沒有，他且在一個叫敘加的撒瑪利亞城市的一井旁向一前來打水的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這要求令那婦人驚訝，「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約四9下），結果耶穌趁機跟那婦人談起道來。在事件中，耶穌一次過打破兩個禁忌：一、跟一女人單獨談話，女性在當代社會之地位是低微的；二、這女人且是猶太人所歧視之撒瑪利亞人。耶穌藉此既表彰他對女性之尊重（跟隨耶穌的門徒中多有女性，這在當時代來說，是非常反傳統的），亦表明耶穌對撒瑪利亞人之關愛。另外，耶穌曾說過「好撒瑪利亞人」比喻（路十25-37，其中的撒瑪利亞人有一顆樂意救助傷弱者之心，但比喻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卻毫無憐恤之情），表明一些撒瑪利亞人有時會比一些猶太人甚至猶太「聖職人員」更有情義。路加福音亦記載有一次耶穌同時治好了十個痲瘋病者，但其中的九個得潔淨後就離去了，只有一個病癒的人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而耶穌就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麼，那九個在那裡呢？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麼？」（路十七17-18）。事件無疑亦是對猶太人歧視撒瑪利亞人及其他外族人的一種間接批判。
在馬太福音一章所載之耶穌家譜中，指出了大衛家系中（亦即耶穌家系中）有外邦人，喇合是迦南女子，即外邦人；路得是摩押人，都是以色列人眼中的外邦人。該家譜亦可間接表明外邦人有份於救恩計劃中。事實上，無論是天使在平安夜之宣告，「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路二10），是耶穌的大使命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徒廿八19），抑或耶穌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都指向神願萬邦萬民歸主的心意。
初期教會因排外心態而引起內鬨紛爭與分裂
當耶穌和門徒最後一次前赴耶路撒冷時，經過撒瑪利亞而不被接待，門徒雅各和約翰就問耶穌要否他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燒滅該些撒瑪利亞人，結果遭耶穌責備（路九55）。事件亦很可能反映雅各和約翰本身仍對撒瑪利亞人心存芥蒂，他們明顯並未能從耶穌所行的或所說的教訓中（不應歧視撒瑪利亞人或外邦人）明白功課。從這角度來看聖靈在五旬節降臨事件，就尤為意義深遠。當時門徒於耶路撒冷聚集，聖靈如火焰舌頭般降在門徒身上，使他們能說起別國的話來，這吸引了那些「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徒二5）的猶太人及一些外邦人也來聚集，並因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驚訝。這其實是一幅「天下大同」的理想圖畫，人與人之間不再有文化或言語隔膜，彼此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但不論是耶穌之言行或五旬節的美麗景象都未能改變門徒的排外仇外心態。事實上，在初期教會時期，教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教會內部不協調，猶太人信徒及外邦希利尼信徒之間充滿矛盾（外邦信徒，既指「西人」外邦信徒，也指說希利尼話而不懂說猶太話的「西化」猶太信徒，他們已是傳統猶太基督徒眼中的外邦或希利尼信徒）。猶太信徒不大接納外邦信徒，結果造成了教會內鬨紛爭甚至分裂。
使徒行傳第六章1至6節表面記載的是「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其實，猶太人豈非也是希伯來人？作者路加這裡的用語背後其實另有玄機），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結果教會選出七執事來「管理飯食」，其實呢？是教會內鬨。希利尼信徒不滿十二使徒（都是「傳統希伯來人」）之領導，因為其中沒有代表希利尼信徒的聲音，他們之需要被忽略，於是教會另外選出七執事來代表希利尼信徒。當然，這七位本身都是希利尼信徒，其中一位且是西方人，「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徒六5，他先信了上帝，後再歸信耶穌）。
到了第八章，教會分裂，表面記載的是教會大遭迫害，「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教會遭迫害，豈會教會領導層之十二使徒都仍可留在耶路撒冷？實際上，是耶路撒冷教會最後容不下希利尼六執事（司提反已殉道）及希利尼信徒，結果他們被迫離開，最後在安提阿建立以希利尼信徒為主的安提阿教會，與以「希伯來信徒」為主的耶路撒冷教會遙遙相對。使徒行傳十五章所載之首次基督徒大會議，亦是為要解決希利尼信徒與希伯來信徒之間（或說，是兩教會之間）的矛盾紛爭。凡此種種，都可見種族及文化分歧是初期教會面對的一大問題。
使徒行傳第八章在記載希利尼信徒四散之後，記述執事之一的腓利到了撒瑪利亞城傳道（徒八4），後來天使且指引腓利往南去到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去，向一個剛在耶路撒冷禮拜完畢於回程非洲之路上的太監傳福音，令這黑人信主且受洗。這些亦都表明撒瑪利亞人，以至非洲黑人，都是福音的對象，是神關愛的。
當然，在耶路撒冷教會之希伯來信徒的排外心態下，他們根本不會有向外邦人傳福音、往遠方宣教之心志（初期教會的宣教工作，後來主要由安提阿教會來承擔，而不是耶路撒冷教會）。因此，神要改變希伯來信徒之領袖彼得的態度，他要彼得前赴該撒利亞去找一個叫哥尼流的羅馬軍官，一個百夫長。該撒利亞是羅馬軍在巴勒斯坦的主要駐防地方，住的多是羅馬人，若非因上帝差遣，彼得大概不會踏足該城市。在上帝差遣他之前，就先給他的一個異象，就是天開了，有一物如大布般的降下，其中有各種走獸昆蟲飛鳥，都是彼得眼中看為不潔之動物。有聲音指示彼得去把該些動物宰來吃掉，彼得就說不可以，他從來不曾吃過該些俗物及不潔淨動物，而又有聲音對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徒十15），指的當然是彼得不可把外邦人視為不潔之民。最後，彼得到該撒利亞找哥尼流，並向他及其家人傳道。他們都信主且受洗。在事件中，上帝要彼得明白外邦人也是神所愛所願救贖的，是福音的對象，猶太信徒不可強分聖俗，更不可有排外仇外之心。如使徒保羅所說，「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指福音的債）」（羅一14）。
難為正邪定分界
神愛世人，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人不應彼此歧視排斥。其實類似的「自我為聖為尊」或排外心態，中國人自古似乎也是如此。中國昔日一般都普遍歧視外人（胡人），中國人自稱華夏，常誇耀自己文化，又常從文化上排斥其他民族，稱四周民族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含有把他們視為動物之意）。總之除漢人之外，四周的都是夷族，是未開化的，是野蠻人，文化上絕比不漢人。清朝時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此時滿清人已十分漢化，可說已是「中國人」）推行洋務運動，學習西洋科技武器，希望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以西方夷人之高超技術去制伏西方夷人），心態上，都是以天朝及文明人自居，外國人始終是夷人（雖然實情是要向夷人學習科技）。
在稱呼上貶低洋人或外國人，不單是過去的事，時至今日，不少中國人仍稱印度人為「摩羅差」或「阿差」（雖然這些名稱在淵源上跟印度人早期多任衙差或差人有關，但在發展上無疑帶有貶義，有不及別人、差人一等含意），又稱西方人為「鬼佬」、「鬼婆」、「鬼妹」、「鬼仔」之類，都一樣有明顯貶意。我們不當隨意在稱呼上貶低其他民族膚色的人，更不應對任何其他民族或文化或信仰者心存歧視，對號入座地定位為好人壞人，正邪本難定分界，我個人相信，大部份穆斯林其實都是溫和份子，雖然他們所信的不是創天造地的上帝。
非我族類者其心必是……
說到中國人易貶低外國人（當然，崇洋的中國人也不少），不禁讓筆者想到金庸先生的十多本武俠小說，他早期的武俠小說如《書劍恩仇錄》及《碧血劍》，都是「簡單」一些的書，黑白忠奸分明，紅花會是忠的，清朝統治者是奸的，反清復明就是大道理就是大理想。到了後期所寫之《天龍八部》及《鹿鼎記》，層次就更高了。契丹人一定是壞人？《天龍八部》中的英雄蕭峰被發現原來不是漢人而是契丹人，就不能再成為丐幫幫主，一定要被中原群雄拒之門外？蕭峰最後自殺身亡，終其悲劇一生，他之死亡，是死於中原武林的「強分聖俗，漢胡對立」的狹窄民族觀念。這令我也不禁想起黃霑先生為無線劇集《天龍八部》所作主題曲〈萬水千山縱橫〉中的一句「卻笑他世人妄要將漢胡路來限」，世人強分漢胡之路，實在可笑也可悲。在《鹿鼎記》中，金庸把「漢胡路」之主題更為發揮，反清復明就一定是道理？但康熙是好皇帝，國泰民安，漢人有需要一定要反清嗎？在小說中，亡國時受重傷的大明長平公主在國破家亡後流落民間，且苦練武功成為獨臂神尼九難，她亦日漸親身經驗百姓對前朝漢人統治，對她父王崇禎皇帝的諸多不滿（明朝，是中國史上最黑暗的朝代，是近乎無法也無天的朝代），令她逐漸放下了反清復明之堅執。
金庸透過九難的心路歷程來表達一個觀念：漢人管治漢人，就是好事？胡人管治漢人，就是壞事？難怪不少人認為當時身處殖民之地香港的金庸先生寫下《天龍八部》及《鹿鼎記》，是有點政治隱喻的。《笑傲江湖》同是金庸後期著作，內容罕有地不涉政治也不涉歷史，純是江湖人士派系之間的爭鬥，不過同樣（且是我認為是最深刻的）表達出，正邪本難分界，日月神教魔教中人就一定是壞？名門正派中心就一定是好？華山掌門「君子劍」岳不羣，大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正派中人，一樣有真小人，偽君子。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含異常、不合正統、不能信任之意），昔日猶太人及中國人都有類同之偏差心態，即使到今日，也是不少東方人西方人的偏差心態，結果，成為今日不少西方成長之阿拉伯青年願意投身「伊斯蘭國」或願意犧牲性命成為「人肉炸彈」的因由之一，實在不幸。筆者在幾次到聖地以色列的旅行中，都接觸到一些樂於款待客人的穆斯林，態度誠懇而盡責，笑容可掬，給我留下很好印象。今日若我們因「伊斯蘭國」之暴行而以偏概全地把所有穆斯林視為窮凶極惡者，實在並不公平。
同一屋簷下，何須分你我？
在筆者看來，今時今日，世界一家，是「地球村」，根本已不宜再強分你我種族文化。黑人白人黃種人，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都在「同一屋簷下」，理當彼此尊重，求同存異。過份的排他，過份的自我為尊，只有帶來歧視與無盡對立紛爭。再推遠一步，今時今日仍太過區分「內外」，也不相宜。今日香港因種種因素，外來居住者甚多，單以菲傭及印傭而言，已數目驚人，若我們仍過份區分「內外」、自己人外地人，必然為「香港被外地人所佔據」而感苦澀或不安。事實上，各種族不同膚色的人在世界各國各地雜處或通婚（今日你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一樣會碰口碰面見到中國人……難道我們會說世界已被中國人所佔據？），已是大勢所趨，無可避免，只能處之泰然。不再區分內與外，「拋棄區分求共對」（香港名曲〈獅子山下〉的一句），才是大道理大理想，才是走向和諧同處之道。
不少移居歐美的中國人仍愛稱西方人為「外國人」，而忘記我們才是「外國人」。一些中國人已落地生根，兒孫滿堂，但仍以「華僑」自稱（甚至仍用「旅加」、「旅美」自稱） 。僑者，是以他者自居，身處他鄉（有人就長期刻意不申請轉入加籍或美籍，是為要向故國故土表示永久忠貞？）。其實，長期以「他者」、「旅者」、「僑者」自居，居於他鄉他方，感受上大概也不會太好吧？沒有了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安穩感，更無法真正投入彼岸彼方（或應說，此岸此方？）的生活。被擄時期的但以理及尼希米等人，是全然投入在巴比倫及波斯等地之生活的，且都成為外邦君王重用的高官，為國家效忠，他們絕對沒有視自己是「猶僑」，他們都在彼方落地生根，而不是「身在胡邦心在漢」或「身在曹營心在漢」之類（千真萬確，今時今日而言，此類心態已全然與時代脫節）。
「浮生若夢誰非寄，到處能安即是家」，哪裡可安居，那裡就可以是家，何必一定要分你我他（雖然我們至終遙盼的是永恆天上家鄉）？而在四海可為家之際，我們亦理應不忘記對故國故鄉的思念與情懷，就如昔日但以理與尼希米一樣，身在波斯的但以理一日三次向著耶路撒冷方向禱告，尼希米為重建故國城牆而遠赴以色列。
願有朝一日，歐美阿拉伯青年因多了受尊重而少了偏激極端，不再作人肉炸彈的害己害人式犧牲；更願有朝一日，更多伊斯蘭教信徒能因多了反思反省而轉向真神上帝。事實上，不少歐美教會都視一些敘利亞難民的移居海外為他們有接觸基督信仰的良好契機與機會。危機危機，危中，總有機。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賽十九23-24），世界大同，彼此一視同仁，不再有歧視對立紛爭，這是何等美麗的彌賽亞國度境界。這美麗境界未必在將來真個出現，不過，這總應是基督徒所期盼、所禱告、所努力的方向。
（寄自加拿大）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