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野心／志向」的另類天路
由於各種地上權勢會利用人的「野心／志向」（ambition）去吸納人去為其服務，透過人的自我實現慾望去實現國家、集團和機構的目標，「野心／志向」便無可避免地會不斷受到塑造和控制。控制技巧包括打擊、推助、施壓、授權、獎勵嘉勉和規範化等等權力技巧。於國家權勢正加強對香港的管治力度之際，一方面，管治者千方百計誘使被管者能幫所屬權勢服務和達標，收窄被管者個人目標與機構目標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面，被管者於個人「野心／志向」的驅使下，也自然會想辦法結合個人目標和國家╱集團／機構等權勢的目標。
於是，合乎權勢利益的便被嘉納為「偉大志向」（virtuous ambition），不合乎權勢利益的便可被貶成負面的「野心勃勃」（vicious ambition）。但無論是在上掌權的或是在下被管治的，他們均無法迴避「野心／志向」背後的「慾望」（desire）推手。
我們可以於慾望以外尋找到自由嗎？可如何在這權勢森林中活出真我召命？
關於「野心／志向」的一個哲學探討
美國哲學學者Glen Pettigrove回顧了西方主要思想將「野心／志向」歸納成兩個特性：
一、除了是一種慾望渴求之外，「野心／志向」之所以可以成為成就是因為有志者附諸承諾地並有紀律地追求被渴求的目標。當遇到挫折、失敗和被阻撓時仍會堅持向著目標推進。
二、但由於「野心／志向」無可避免地多涉及有社會授權性的世界目標如：權力、名譽、知識、財富、地位和影響力的追求，有志者便自然將自己投入跟其他有志者去競爭，並試圖於這比較競爭的過程中不被比下去1 。
Pettigrove便提出是人被「改善自己」（improving the self）的慾望去驅使其對「志向／野心」的追求。他也提出人慾無窮無盡，加上人多以為所追求的一定會好和害怕失敗。雖然「志向／野心」是改善自己，所以不能脫離其社會環境，有志者所追求的人、事、物多有競爭性質。
看來「志向／野心」和慾望、人際競爭和社會所建構的成功／失敗指標的關係是必然的。無論志向有多偉大無私，無論野心有多狂妄自大，它們仍為慾望所生。所以有人便認為慾望可比喻為天然的木塊，野心便是被燃點的火。如果不好好管理火，火與木的關係，便可能造成火災，或一發不可收拾地自焚而死，或燒傷別人。
以下我嘗試從使徒保羅如何聆聽和順服聖靈的聲音和指引去點出信徒可如何在「一帶一路」的權勢場域中拿捏木與火之間的關係，活出真我召命，成為「真我的黨徒」（partisan to the true self）；雖然活在各種後殖民權勢當中，但仍能清心聆聽順服聖靈聲音，忠於真我。
使徒保羅對「後殖民黨徒實踐」的啟示
同時身為天主教徒和納粹黨徒的德國政治學者舒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在提出「黨徒理論」（theory of the partisan）時便指出列寧與毛澤東對「敵人」（enemy）的理解不同。對列寧來說，戰爭就是革命，革命手段便是以階級鬥爭3去革資本家們的命。資本家便成為了蘇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先鋒黨徒」（avant-garde）的「絕對敵人」（absolute enemy），必須被消滅和摧毀2。
但對毛澤東來說，雖然資產階級也可以是中國共產黨黨徒的「絕對敵人」，但中共的存在實跟其「真正敵人」（real enemy）——國民黨——有強烈對比關係。「真正敵人」就是跟「我們」屬同等級別的他者敵對黨徒，於內戰（civil war）中最為常見。對中共紅軍來說，由於受到國軍地理上的圍剿，戰爭除了是游擊戰之外，也是「地緣戰」（telluric war）。由於「真正敵人」於兵力和地緣包圍能力上較紅軍優勝，毛式游擊革命鬥爭便一定要順著被利用作包圍紅軍的地緣特徵而為，紅軍游擊隊員便成為了「地緣黨徒」（telluric partisan），能於各種暫住、不穩定、落腳和過渡境遇中分辨出各種社會矛盾的「對抗性」（antagonistic）及「非對抗性」（non-antagonistic）本質，因時制宜和選擇性地與當地不同階級時對峙、時合作、時鬥爭。這是因為「地緣黨徒」只有「真正敵人」（同等者），並沒有「絕對敵人」（資產階級）。
筆者認為，有別於舒密特對各種戰爭行為的間接授權，「後殖民黨徒實踐」（postcolonial practice of partisanship）就是「真我黨徒」（partisanship to the true self）的和平非暴力實踐。於「一帶一路」的發展空間中，雖然他們或已被國家權勢挾擄吸納，但心靈的真自由卻使他們能忠於真我，讓神爭戰，不受任何「敵人」的阻撓而被干擾而忘記屬天召命，並一直順服聖靈的帶領，成就神自己更偉大的拯救工程。
香港著名神學工作者楊牧谷認為以下經文是新約聖經中最能體現聖靈如何實質帶領使徒保羅歷史性地第一次使基督福音從亞洲跨進歐洲所在：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亞洲）講道，他們就經遇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歐洲）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十六6-10）
保羅與巴拿巴建立了加拉太教會後，便立意向西推進，到亞細亞省的以弗所，但聖靈卻禁止。他們就改道每西亞，計劃往庇推尼去，誰知道聖靈又不容許。保羅便順服下來。這卻是保羅能打開歐洲福音大門的歷史轉捩點。楊牧谷認為：「原來當聖靈要關一個門，祂其實已經為我們開了另一個更大更有效的門4。」聖靈既然阻擋保羅往已有多人歸信基督的庇推尼，保羅就轉向，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但聖靈又再一次禁止保羅往前行，並在夜晚以一個「馬其頓人」的形象向保羅顯示異象，召保羅去馬其頓（即歐洲）傳福音。保羅又再順服，並改變自己原本的計劃配合聖靈的計劃，基督信仰就如此由亞洲走進了歐洲。
福音在第一世紀就傳入歐洲是神自己一件了不起的偉大成就，但這種成就建基的不是保羅自己的「野心／志向」和其背後想改善自己的慾望，反是建基於保羅一顆順服和忠於真我的心；隨時願意聆聽心內聖靈的聲音和從事態發展的不規律性中去積極省察各種來自聖靈的「導引」（providence）——即神自己的作為。這種屬靈的成熟有以下多個特性：
一、聆聽心靈聲音不是消極避世，而是每天以積極心態去聆聽省察聖靈的導引。
二、人在實踐計劃中，不代表計劃和行動是不能改的。人不要看昔日的領受為終極。聖靈完全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程，這才是確認祂是上天下權勢的主宰的無誤標記。於是，勇於接受新指示和方向是靈命成熟的表現。
三、當實際事態發展與異象相反時，更要積極解讀。核心的是，人受苦、受難、受逼迫是神容許的事態發展的必然部份，也是神發出信息的一個常用方法，好叫他人得到益處。
四、隨時聆聽聖靈聲音就是實踐「後殖民真我黨徒」（postcolonial partisanship to the true self）的實踐核心。由於真我召命必定要建基於聖靈的庇佑╱引導（providencia divina），成為後殖民真我黨徒便是切切實實地為主而活，突破了「野心／志向」上的虛幻追求，在權勢中得享真自由。縱使肉身位於權勢位份，但是靈魂卻已在天國之內，享有天國的福份。
結語
成為「後殖民真我黨徒」有以下特點：
一、留意內心聖靈聲音。
二、留意日常生活中人、事和物的不規律性，從中省察上帝的導引。
三、每日心頭上留空間給上帝，把自己每天所經歷的與祂分享，每時每刻活在祂面前，在祂左右。
四、多讀聖經和建立以靈友為主的「清心議會」（clearness committee），透過心靈對話和靈修以致在權勢中不為「野心／志向」所動。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11.13）
1.Glen Pettigrove (2007). ‘Ambitions.’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10: 53-68.
2.Carl Schmitt (2007). Theory of the Partisan. New York: Telos Press. Pp. 51-52.
3.Carl Schmitt (2007). Theory of the Partisan. New York: Telos Press. Pp. 5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