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初葉，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以披荊斬棘精神，東來傳教，叩動了明朝帝國森嚴的國門，當他向朝廷首獻一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並未獲得青睞，睿智靈巧的教士於是重新繪製，將中國從邊緣位置移至中心，此舉將帝國皇朝的心理距離逆轉，國門從此為君開。
利瑪竇當日是以木材和紙張繪製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今日中國政府卻以巨龍翻飛，政經力量讓自己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儘管大國崛起同時引起猜疑與憂慮，特別是亞洲國家從未同時出現兩個高舉民族旗幟的大國，中日的恩怨情仇，隨著國力的消長而加劇，中美俄三強的博弈與互動，更是世界戰爭和平關鍵所繫。
和平崛起的中國，何以未能成為國際秩序的穩錨，反而平添衝突，很大程度是中國的政體與法制並未能與社會經濟與生產力同步向前。
理論上，宗教自由是受憲法的保障，但一直以來所有宗教活動與組織都嚴受監控。在「依法治國」的口號下，維權律師又受到無理的政治打壓，都在說明國家主席習近平採用威權手段去建構政權的合法性，不容意識形態和組織動員上有絲毫挑戰政府的可能。
從浙江省清拆十字架事件可見，政府對大量城市人口（有別過去福音多在農村發酵）和黨員信主起了戒心，遂以用大動作企圖發揮震懾作用，政府要重構權威，這個權威包括心靈秩序與價值體系。
滲進基督教愛與犧牲精神的香港社會民主運動同時也觸動了中央政府的神經，乃以一貫統戰與打壓方式去遏止這方面力量的凝聚。中港關係在本土思潮興起加上新一代的拒中情結，已難單靠經濟援港，擴大統戰產生果效。
全世界都在重繪中國地圖，香港教會的中國概念仍留在游走政策縫隙去內地宣教，資助建堂去建立關係，又或接受統戰在建制內受到禮遇與蔭護，甚至不惜權充傳聲角色。既未能配合中國國情的新發展，也不符合天國子民，貞潔教會的位份。
鋪展普世華人教會大地圖，香港一直處於「世界中國之窗」和「中國世界之窗」的重疊位置，面對中國移向世界的中心，香港教會有必要拓立一套與時俱進的中國論述，總不能以舊思維作主軸被動的回應和零散的行動去配合新國情。
我們且以拋磚引玉的謙卑與真誠，提出幾個重要的議題，祈能激勵主內有識之士、牧長賢能，坐言起行，構建香港教會的中國論述。
一、政教關係：如何有節有理地與政府打交道，在陽光下建立互信溝通，不怕成為「統戰對象」卻不為「統戰」所動，擺脫紅色商人政要對權力的膜拜，堅持以道德勇氣和愛國情操，諍諍進言。更在眾口紛馳的「政教關係」上，尋求符合聖經和現實的共識。
二、社教關係：如何在中產崛起、城鄉收窄的新經濟社會，在財富與焦慮之間，讓基督信仰提昇國人的精神面貌與心靈價值，帶來進步、和諧；並以香港教會辦學與社福經驗，協助中國建立符合安全系數的公民社會。
三、學教關係：如何讓基督教豐富的神學思想資產，移植至中國當代知識界的園圃，尋求會通、共融，摒棄對基督教「舊符號」的戒慎抗拒。
四、跨教關係：如何與中國其他盛行宗教合作對話，全心全意發展尊重差異、崇尚價值、超越物慾的信仰核心，建構縱未能救國但足以救心的心靈價值。
時代考驗教會，教會共創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