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為人生設宴，只開一席，誰會是你的座上客？
有心理治療師打了相似的譬喻，說明人和人其實沒有太多圍牆阻隔。偶爾，他與同行的妻子想像一個個派對，每次僅僅邀請某類獨特組群，包括自私鬼、自戀者或暴力狂等等。一想到一屋奇奇怪怪的人如何摩拳擦掌，他們便會不禁發笑。
然後，他們打算預留一晚派對給「快活人」。一張一張臉龐開始浮現腦海，並且逐一被列在候選名單。當夫妻倆繼續打開記憶的盒子，尋找更多快活人時，他們又突然想起，之前的候選人原來並不全然快樂。因為，各人的生命都曾遇上艱難，尤其危疾，若非自己罹患，就是子女或枕邊人。
說到此，我須鄭重聲名，我不是位保險從業員，試圖遊說大家；保險原為一種設計，集眾人之力分擔風險。或許，心理治療師道破一個人生實相：「我們既是健康城市的公民，也是疾病城市的公民。」
我們都想擁抱一種身分，逃避另一身分。但我們也會甘願接受。想像一下，摯親轉告順產不利消息，無論信與不信都好，你或會跪下禱告，甚至寧願折壽，祈求母子平安。
面對人生這種悲喜交織的二元性，我們需要一份體諒。體諒，不僅要求我們踏入對方的鞋子裡，還要明白各人自有各人的難處，甚至，自己親身經歷禍患。
早前兩個月，我聽了十位綜援媽媽的生命故事，有刻，我會想像，若是要我跟著她們舊日的步履，自己會否有力前行。
也許，眼前若有一桌窮人，我們赴宴可作做好的「人情」，不是遞上美酒佳餚，而是放棄自我話語權，邀請對方說故事。也許，那時我們不難說句：「辛苦了，你已做得很不錯。」
“We are fellow travel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