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八三一」人大政改方案已被立法會否決定，但過程卻又再暴露了泛民和建制兩派內的深層矛盾和撕裂。一方面，有溫和民主派議員退黨辭退的決定或是對近年泛民主派漸趨激進和咄咄逼人的威權捆綁壓迫的一個反彈。另一方面，建制派「六一八」事件的協調失敗則反映了本港工商資本集團和傳統親中政團之間一直存在的互相猜忌和爾虞我詐。
為免我們未來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間完全被這已被權勢力量滲透的議會政治和二○一七特首選舉全面支配，公民社會便有需要尋找另類民主實踐，以便防止二○一二年的「選舉黑暗」再次舖天蓋地之餘，仍能抓著光明盼望。不然的話，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和二○一七年特首選舉前後的社會撕裂可能會比雨傘運動時期更嚴重。這是因為「後八九世代」會因著「六四傷痕」而太過執迷於「民主／選舉」這由外力授權的非必然性關係，而忽略了無論有沒有選舉政治，公民社會仍可以踐行民間民主，實現「深層民主」（deep democracy）。於沉澱了幾千年的中華權勢「學而優則仕」和儒家國家主義威權文明軌跡以外進行深刻民主改革，為建設「民主中國」於香港先作好鬆土工作。
本文有兩個目的：第一、回顧信洗派初期所犯的錯誤而去吸取深刻教訓；第二、從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論」去探索在香港發展「深層民主」的可能。
一個現實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華人社會，仍承繼著不同程度的威權主義的中華深層文化結構（例如家長式管治）。根據筆者多年親身體會，這種威權文化結構不限年齡和不分性別，於香港各個官僚系統、私人企業、公營機構和各大學內有跡可尋。當有西方人加入這些組織，要生存的話他們便自然要順著這軌跡運作。所以，若然長遠要建設「民主中國」的話，香港社會或有須要認清和學習如何與我們自己心靈深處內的那威權惡靈共處。這是要避免宗教改革初期的致命失敗。
信洗派初期的致命錯誤
筆者復活節期間回到德國威斯化尼亞地區退修。重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簽約地點敏斯特市（Münster），並重溫一五三○至一五三五年間信洗派（Anabaptism）信徒所進行的一場現實主義實驗及其致命失敗。根據當地羅馬天主教會所提供的資料，基於地緣接近荷蘭沿海港口，敏斯特作為一個內陸城鎮，已於公元八○○年吸引了荷屬中產階級和商人定居。他們有效利用了荷蘭港口和德國內陸之間的商機，漸建立了富裕的商業重鎮──敏斯特。1
可見，因著較獨特的荷屬文化背景和商業網絡，敏斯特迅速冒起成為當時威斯化尼亞和萊茵河地區的文化、商業、行政和宗教樞紐，與正在崛起的荷蘭帝國連在一起。而荷屬商人則一直影響著市內教會的事務。由於當時羅馬帝國天主教會屬下「公侯主教」（prince-bishop）多有地主背景，並擁有兵權，德國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發起的改教運動便間接催生了一個機會，給予敏斯特商賈集團和當時管治敏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等重鎮的神聖羅馬帝國屬下公候主教Franz von Waldeck（1491-1553），讓他們試圖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的管轄。
信洗派（Anabaptism）字根本意為「重新受浸」的意思；意味著該教派人士拒絕了羅馬教庭所承認的嬰孩受洗儀式，並要求信眾重新接受另一洗禮。這不單否定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宗教權力，更否定了神聖羅馬帝國的宗主權。敏斯特荷屬信洗派宗教領袖Jan van Leiden於是決定將敏斯特改名為「新錫安」，正式宣佈獨立，並成立新政府。公侯主教Franz von Waldeck於是於一五三五年揮軍敏斯特，鎮壓叛變，屠城後將三名信洗派領袖Jan van Leiden、Bernd Knipperdolling和Bernd Krechting的屍首懸掛於市內主教堂Kirche St. Lamberti之上的三個鐵籠內。時至今日，這三個鐵籠仍為該教堂的標記。
筆者認為，敏斯特信洗派的宗教改革運動或跟城中龐大商業利益和與當地主公侯主教的鬥爭矛盾有關。也可能是基於這次立國運動的致命失敗，信洗派後來汲取嚴肅教訓，便回歸到以基督為本的天國主權觀之上，影響到後來的信洗派神學思想。筆者認為，其實信洗派天國主權觀跟當時馬丁路德所提出的「兩個國度」觀實有相同，只是他們認為路德的宗教改革未夠徹底，仍留用嬰孩受洗儀式，並容許國家政權透過嬰孩受洗儀式的法律地位去吸納信徒成為其子民。有見及此，便有必要去理清路德的兩個國度（God’s Two Kingdoms）觀念。
「兩個國度」：天國統管地上萬國
延續著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2-337）將基督教正式立為國教的做法，神聖羅馬帝國便有效將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結合宗教權力。後來，於羅馬君皇和天主教會教皇的互相協調之下，先後發動多次「十字軍東征」的「正義戰爭」，神聖羅馬帝國在地上的版圖不斷擴大，於各方面得到屬世的驕人成就。
由於地上的羅馬政權掌管了法律（即理智）和劍（即武力），大夥兒便迷迷蒙蒙地確認了羅馬政權代表天國主權的看法。就是在這「地上政權代表了天國主權」的帝國文化共識之下，馬丁路德開始重新思考地上政權和天國國度之間關係。
參考了宗教改革以還不同學者對路德的「兩個國度論」有不同看法，學者William Wright認為在以下幾個要點：
一、雖然地上和天上的國度為兩個一直分開運作和並行的現實，但神一直進行實質全權管治。路德並不認同地上的君皇和教皇為神在在地上管治的代表和執行者。反之，路德認為魔鬼撒但為地上所有政權的暫時統管者。然而，撒但並沒有擁有地上國度所有權力，只有神才有。在基督再臨在之先，人無法地要去面對和承受地上國度作為罪和叛逆國度的現實；魔鬼會不斷透過人的種種屬血氣的心念和慾望去誘哄人犯罪。但天國一定會最終擊敗撒但和邪惡權勢。2
二、基督的國度（天國）並沒有試圖推翻任何地上政府和改變法律。反之，基督教導人永恆國度實源自對未來和世界終末的信心。祂並不是要成為地上的君王。作為「良知的教師」（teacher of consciences），祂教導罪是如何被贖回而使人得到永生。在天國國度中基督徒透過聖靈和聖言（聖經）去學習信心和希望，並不是透過理智（法律）。只有魔鬼會嘗試將兩個國度混為一談和將其結合。3
三、基督的國度透過福者統治掌管了天下萬國。雖然理智並不能明白神的話語，也不是天國的必然部份，但是基督並不遣責地上國度使用理智/法律。反之，作為來自神的恩賜，理智能幫助地上政府秉行公義和保障人民幸福，地上政府便可以使用武力去抑壓罪惡。然而，路德重申理智（法律）和劍（武力）在天國國度中並沒有重要角色可扮演。4
四、信徒在地上國度生活便要作好各種準備去面對一個不能改變的現實。由於人不能自拔地陷入罪中，只有基督的愛和神的榮耀能救人脫離那不斷犯罪和叛逆的循環泥沼中。路德認為在地上國度的多數人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都不是基督徒，邪惡佔上峰的情況實為歷史常態。5 正如路德所說：「你一定要知道由始至終在這個世界裡，一個有智慧的君主實為旱見，更何況一個全然正直的君主呢？」6
筆者於是認為，路德的「兩個國度觀」不但將地上國度有效納入天國國度之內和之下，他更為我們可如何在地上國度生活提出了以下五個「惟獨」實踐信仰依據：一、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二、惟獨恩典（Sola Gratia）；三、惟獨信心（Sola Fide）；四、惟獨基督（Sola Christo）；五、惟獨榮耀（Soli Deo Gloria）。
探索「深層民主」
自一九九九年起，筆者定期回到德國威斯化尼亞的素雅蘭（Sauerland）地區，與相識多年的荷德混血家庭及鄰近新教徒工人階級社區成為了朋友。除了更明白到二戰後德國重建的經驗之外，更從這個以鋼材工業為主的地區理解到德國工業革命以還的一些發展軌跡，及納粹黨如何透過吸納德國工業大集團再去吸納分佈在素雅蘭地區無數家庭式鋼材工廠小企業的國家主義政策。
十多年來，筆者除了感謝Hermann Nijhuis老先生多次陪同走訪，更感謝這新教徒社區所分享的一個威斯化尼亞的地方智慧諺語：‘Der Teufel macht immer auf einen groβen Haufen– der Staat.’ 我將其意譯為：「魔鬼常常在那大大堆東西之上掌權──國家。」就是說，雖然魔鬼一直在「那大大堆」的國家之上統治著，但牠將要面對這世界國度的終末結局而一定會成為過去，並被永恆的天國完全取代。
比較今年五月的英國大選在巴斯經驗，筆者有以下幾點可供參考去發展深層民主：
一、在巴斯和素雅蘭，選民其實多並不熱衷於選舉政治。這是因為兩地人民均已明白體會到不同政治陣營和政客們的本質和手法已沒有實質差別，所以當他們決定要去投票時，也沒有期望政客會鞠躬盡粹地去為大眾利益服務。每個政治家走上政途都有其可告人和不可告人的原因。因為我們都只是罪人，在地上國度中無法避免地都要面對權力和利益的各種試探和黑暗。但是，就是在黑暗中，路德便點出惟獨信心和惟獨恩典的盼望光明。
二、由於大家已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和參與選舉政治，法國政治學者Bill Durodie便認為「負性投票」（negative voting）已成為了英國地方選民的主流投票行為方法。於實質上無大分別的政客和政黨中去作出選擇時，當英選民客觀和現實地已對選舉政治失幻，他們便會去選投一個他們「最小不信任」（the least untrusted）的候選人。即是說，他們已釋然接納了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都不能被信任，所以便只能選擇那「最小不信任」。所以，有人當選之後，大家便有準備去監察面對他／她的黑暗，和以一夥原諒和憐憫的心去與那執政掌權的共同渡過見證未來幽暗日子中那光的可貴。我一直認為這種深層民主意涵比任何形式的「民主樂觀主義」（即以為民主可解決所有問題）較為可取和成熟。
三、筆者自今年三月到英國以來，都反省著過去在香港的經驗。由於香港是華人社會，傳統威權政治文化無處不在，根深柢固。基督現實主義中以地上國度成就去「作鹽作光」的做法則與中華威權文化中家長式管治中那管治者擁有「德高望重」的道德高地不謀而合。可是，如果我們真心要去從根而發地發展民主，由前輩們帶動的放棄道德高地式的認罪文化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民主化作用，好讓年輕下一代客觀如實地面對自己和他人的真面目，真心悔改，才能夠從文化層面先進行民主政革，打破威權宿命。
我一直認為，日本一直沒有為二戰暴行真心認錯的最深層原因，其實就是那東亞威權惡靈一直深藏於大和民族的心靈當中。但這威權惡靈卻也一直深藏於中華民族的心靈當中。作為中國歷史中的第一次基督現實主義實驗，晚清時的「太平天國」便試圖以地上國度的政治成就高地去「榮耀神」。但是我一直認為神並不需要任何人去榮耀祂──祂已滿有榮耀了。更重要的是，如路德所示，「惟獨榮耀」是因為他深知人的罪和世界的黑暗只能以信心依靠基督的愛和恩典才可贖回，這通向天國的慈愛才是神的真正榮耀所在。
結語
「深層民主」便是以福音大能去驅走那深藏於華人心靈中的那威權惡靈。以誠實監察、原諒、包容、信任和愛去與當選的管治者共同面對和攻克我們自己和世界的黑暗，見證那光的榮耀。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6.28）
1. Klaus Gruna (2007). Kirche St. Lamberti Münster. Regensburg: Verlag Schnell & Steiner. Pp. 1-4.
2. William J. Wright (2010).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p. 14 & 17.
3. William J. Wright (2010).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 122.
4. William J. Wright (2010).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p. 122 – 123.
5. William J. Wright (2010).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p. 135-136.
6. William J. Wright (2010). Martin Luther’s Understanding of God’s Two Kingdom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Skeptic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 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