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政改於立法會戲劇性地被否決後，再一次引起港人以至教會關注的政治事件莫過於美國最高法院於六月廿六日對同性戀婚姻做出決定，以五比四的票數裁定全美各地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此事將被視為同志運動以至全球人權運動的典範：同運人士爭取數十年後終於戰勝社會中保守勢力，獲得了「應得的人權」。六月廿六日，從此成為同運的勝利日。面對如此窘境，香港教會能有何出路？繼續嘗試奪取道德高地，以敵對的心態反對同性戀爭議，恐怕只會適得其反，徒添非基督徒對基督教的誤解。或者，早期基督教會的經驗能提供一點指向香港教會出路的亮光。
美國此次裁定的後果是顯然易見的。同性戀不再成為禁忌。公立學校學校老師可以告訴學生，同性戀為人自由的選擇，而同性婚姻將等同異性婚姻。於社會中鼓吹反對同性婚姻的意見會被裁定為違憲，因此教會在社會上的定位從此會變得尷尬。在工商政界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教會，居然宣稱不為法律所接受的立場。可想而知，教會將會面對更多人甚至基督徒的挑戰。如果基督教會繼續以強硬態度應對同運，將難免被社會邊緣化，而其影響力則只會愈來愈低。
香港反同運組織也馬上察覺到上述法例在香港出現的可能性。在美國法院的決定發出後，明光社很快已於其Facebook專頁發聲，指出同性婚姻的問題及於文末留下一句「其實講多嘥氣。法官的決定，邊到我們這些弱勢小市民說三道四，對不對？」一句，似有發晦氣之意。事實上，香港反同運動早有先例，由政總外祈禱會到各大教會聯合在九龍公園辦音樂會，甚至在社會各界發聲以爭取不同人士支持，基督教會一直希望能讓社會，法律也符合聖經教導。可以說，香港教會在爭取成為主流聲音及以其影響力影響社會是不遺餘力的。
然而，在歐洲國家及美國一直以來同志運動及社會對性開放的情況來看，基督教倫理的影響力不停下降，貞潔及教會教導淪為陳舊老套的言論。此情況在香港社會也逐漸出現，然而教會的做法卻著重於「力保公共空間」，又極力指出同性婚姻問題，期望以此方法阻撓同志立法運動。可惜，由歐美各國同志運動的發展來看，香港教會所作的努力恐怕只是明日黃花。那麼，香港教會能有甚麼出路以應對這種後現代思潮？
筆者認為，早期基督教會發展史應能提供亮光給予我們去面對當前的窘境。ad fontes這一拉丁短語的意思正為「回到根源去」。基督教成為主流思想甚至成為國家宗教，實始於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三一三年頒佈的米蘭詔書（Edictum Mediolanense）。此前基督教實為一處處與社會不合的宗教。由於羅馬帝國為高舉泛神論及希羅文化的國家，所以基督徒往往不參與社會活動，例如其禁止崇拜羅馬皇帝與神祇，拒絕在軍中服役，不參加大型公開活動及戲劇……種種基督徒的行為也與社會情況衝突，以致在當時歸信基督教實質上等同於脫離舊有社群。同時，承認基督徒身份更會遭受羅馬政權的迫害，故基督徒從來只可在家庭祕密聚會。由此可見，基督教處於社會邊緣地位並不是新鮮事，而與當時基督徒所受之迫害相比，現代之邊緣化情況根本不足掛齒。
可是，早期基督教卻沒有因迫害而消亡，反而聚會人數有增無減，唯一依靠的，並不是保護他們人身安全或宗教自由的法律，而是對信仰的堅持及生命的見證。初代基督徒沒有認同當時的社會，更沒有與世俗同流合污。他們只是默默地遵守耶穌和使徒們的教導，以良好的生命見證作福音的憑據，為主把福音傳播，結果，福音便在異教盛行的羅馬帝國傳揚開去。作為邊緣的一個社群，早期教會沒有追隨或正面抗衡這個世俗，反而把重點放在他們自己身上，以其好行為見證基督及應對世俗的挑戰。
現時香港基督教界對同運普遍採取兩種態度：個別小數對同運表示接納，但大多數對同運及同性戀者表示反對與反感。但是，現實情況並不必只有上述兩種對立的態度，或者我們可以嘗試尋找第三條出路。作為相信一夫一妻是神的旨意的基督徒，固然不應支持同性婚姻，但這是否代表基督徒就一定要上街反對同志平權或婚姻法案呢？現代基督徒又能否學像早期基督徒般，一方面不認同世俗的行為，但另一面不把重點放在正面抗衡，而是以自己的好行為去見證主道？作為跟隨無罪，但又為世人罪死的耶穌的門徒，我們又能否以受苦的心志，用愛心去愛攻擊我們的人呢？
總括而言，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勢必成為香港同志運動的一大喜訊，而亦可能會為香港教會及基督徒帶來衝擊。在基督教倫理逐漸被邊緣化，而基督徒反同性戀法案的影響力日減下的現代社會，基督徒又可有何出路？相信早期教會面對希羅世俗文化的應對方面能帶給我們一點啟示。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