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與看書，筆者視為解壓的消遣，不是因為時間多的是，乃只因面對生活與事奉，感受頗為沉重。戲院裡光影世界，開啟另一扇窗，使我游走於虛實之間；影片有時於我也起著某種治療效用。
《飛鳥俠》（Birdman）「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引導觀眾隨著男主角（Michael Keaton）身影進出，反映影藝世界的膚淺、功利、跟風與凉薄。這位過氣明星揮之不去是「心魔」（《飛鳥俠》影子）常發出的控訴。Keaton要作話劇導演，不賣弄特技、血腥與色情，但觀眾喜歡是他光著上身只穿內褲的模樣。Edward Norton的角色，現實生活的愛情是「無能」與「不振」，但演戲時卻判若兩人，我們要問哪個才是真實。
《永遠的愛麗絲》（Still Alice，台譯為《我想念我自己》，與原著小說同名），女主角愛麗絲 （Julianne Moore憑此片而奪影后）是心理語言學教授，五十歲確診為阿茲海默症（通稱腦退化症），她失掉了記憶，甚至語言溝通的能力，她是否原來的愛麗絲？借用侯士庭（James Houston）的說法，他於《金齡教會的願景》（A Vision for the Aging Church）第十六章提及這本感人小說《我想念我自己》：「潔諾娃〔原著作者〕高明地描述愛麗絲的病情持續進展，最後甚至無法認得丈夫、不知道自己身在自家的度假小屋中。此時，愛麗絲的內心世界變得像冬天的白雪一樣只剩空白……《我想念我自己》讓讀者對當代文化提出疑問：追求事業野心而失去了愛，或者被疾病剝奪腦力，究竟哪樣是最慘的萎縮？」（186-187頁）
另一套影片《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以Chris Kyle真人真事搬上影幕。男主角來自達拉斯基督教家庭長大，父親教導世人分為三類：狼、羊與牧羊犬。Kyle立志做牧羊犬，保護家人與國家安全，以準確槍法消滅了一百六十名敵人，便是神聖使命所在。但Kyle的危機是離開了戰場，他不知自己是誰，怎樣與妻兒相處？從Kyle身上，我想起自己及其他男性教牧，也會是不自覺的工作狂或事奉狂，過度投入於教會事工卻不能適度抽離。
《飛鳥俠》、《永遠的愛麗絲》與《美國狙擊手》不約而同，探討同一主題：身分危機。飛鳥俠面對是「名氣」與「受人歡迎」的考驗，大多數人甚至劇評人或娛樂圈記者都有「無知的美德」（the virtue of ignorance），教牧要「媚俗」遷就大眾而能成功，或享有心靈的真自由。愛麗絲與Kyle要問：「專業的我」（professional self，或「功能的我」functional self） 與「個別的我」（personal self），哪個才是「真實的我」（authentic self）？
教牧一旦退下舞台，他／她仍否有其身分？教牧忠心盡責做好牧羊犬，然而拯救世界或改變社會等神聖使命，不應使我們失掉了「做人」的基本生活。愛麗絲於阿茲海默症學會發表演說，是影片高潮之一，剖白要學做「失掉大師」（master of losing），我們何嘗不是？
電影有時把你帶進真假難分的世界，《飛鳥俠》反映的娛樂圈與教會界也是不分伯仲，只不過語言技術不同；失掉教席的愛麗絲展示是五十歲就要宣布提早退位的教牧，離開了功能與專業，教牧還有否其真正的我？
編按：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