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健二（Kenji Goto，一九六七至二○一五），日本自由記者。由他的被綁架以至被斬首，一直引起不少言論關注與反思，他為何如此勇敢？他為何作出如此犧牲？他為何妄顧自身的安危而作出如此舉動？他為何不顧母親與妻子的感受呢？我們可以用不同角度作出反思與評價，我卻從歷史出發，想起比後藤早一個世紀出生的內村鑑三。
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ō，一八六一至一九三○），日本早期的基督徒作家、思想家，自由傳道人。在他的墓碑上，寫著他在一本英文聖經扉頁親手寫的英文字：「I for Japan╱Japan for the World╱The World for Christ╱And All for God」中文翻譯為：「我為日本；日本為世界；世界為基督；而一切都是為上帝」。在內村鑑三年輕時，他曾說：「兩個J字是我所愛的：一個是耶穌（Jesus），另一個是日本（Japan），兩者相較，不知何者更能贏得我的愛。失去當中的一個後，我會失去生存的意義。我這一輩子的目標就是事奉這兩個J。」1 然而，他如何活出這兩份愛的生命？
一八九一年，內村鑑三任中學老師時，已不按政府的要求崇拜天皇，在開學典禮上拒絕向天皇的照片下拜，不以他為神，這被稱為「不敬事件」。在二十世紀初，當軍國主義令日本不斷對外擴張時，內村鑑三卻反戰，並不斷主張和平與「基督再臨」的信息。他認為真正的世界和平，不是靠人類努力，而是靠基督再臨世界。這種以聖經來回應時局的做法，逐漸令內村鑑三由本來著重社會改革、痛斥社會問題的角色，轉而回到聖經，並出版了多期的《聖經之研究》；他一直推崇上帝話語的重要性，直至晚年因心臟病離世。內村鑑三深愛兩個J，卻沒有站在國家主義的高地；不隨從時局而行，反而冷靜地辨別及選擇當行的路。那麼，他的內心，是一份矛盾？還是甚麼的感受？
內村鑑三出身於武士道家庭，他曾如此說：「武士道本身並沒有能力拯救日本。樹幹上接上基督教，這棵樹將變成世界上最佳之物，不但可以拯救日本，也可以拯救世界。」2 這份熱愛自己文化的思想，逐漸令他建立無教會主義，即主張以靈為重，強調日本的特色，以及主張獨立自主。3 這種去西方教派、去禮儀的思想，成為他晚年專注出版《聖經之研究》的動力。他專心以自由傳道的身份，以文字的媒介，宣講聖經之教導，建立日本特色的基督教。
雖然日本武士道對主君絕對順服，及切腹謝罪等觀念，與基督信仰有相違背之處，但其道德方面的規範，及實踐責任的觀念，可以正面地影響著日本的信徒。武士道的精神推崇正直、廉潔、扶貧濟弱，他們重視背負及完成責任，而死亡不過是責任的的一部份。沒有完成任務，比死更為可怕。就是這份正義與使命感，深深影響著內村鑑三，也活現在後藤建二的短暫人生。我可以想像，後藤在愛國、愛家庭、愛中東弱勢社群、愛耶穌之間，並不是甚麼矛盾的感受，而是一份堅定的選擇。為著完成內心強烈的感召（calling），而甘心選擇踏上終極的道路，盡力完成地上的使命。
人生有不少的決定，可以不存在黑白二分。然而，在這些決定的背後，卻可以存在一份清楚的選擇。回應內心的感召，是後藤的選擇，是我們需要尊重、欣賞及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