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助理幹事

自九月廿六日晚學生嘗試重奪公民廣場，卻遭受警方以過份武力清場後，原本的學生運動一躍發展成至今天仍持續進行的全民佔領運動。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筆者留意到可以嘗試自靈性（spirituality）^[1]的進路剖析當中幾個關鍵進程，並指出靈性的轉化與超拔將會成為佔領運動今後成敗的關鍵。另外，又由於本文篇幅甚長，因此將再分為上下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在靈性進路下對佔領運動作出的歷史回顧，第二部份才是論述在靈性進路對將來的佔領運動發展的貢獻可能性。

靈性進路下的歷史回顧

第一個關鍵點：九月廿六至廿七日為守護學生的集結

大抵領導學生運動的學聯和學民思潮也未曾想到，他們在九月廿六日晚發動的公民廣場爭奪行動竟成了啟動今日全民佔領運動的關鍵。由於當日爭奪（佔領）廣場的行動屬突發性，因此參與的人數並不多，亦為原本參與當晚集會的人所意料不及。然而，真正使往後集會人數增多、佔領廣場運動得以成功的卻是警方當晚的清場行動。在當晚的清場運動中，警方對學生行使的過份武力，將手無寸鐵的學生圍困在廣場的一幕，想必撼動了不少旁觀人士的心靈。這份震撼的結果就是激起了群眾守護學生的心態，使得原本無意參與學生運動和佔領運動的群眾為了守護學生的緣故，而慢慢集結。按這樣的理解，則嚴格來說，廿六日至廿七日集會人士是由感情因素（守護／支援學生）所主導的結集，因此當中的政治訴求和公民意識其實不太強（除了運動核心成員），其組織和凝聚力的強弱完全取決於外在警力威脅的強弱。這正好解釋了為何經過了廿六日警方清場行動後，廿七日下午的集結氣氛反而變得較為輕省，這是由於隨著大批市民趕至政總的支援，暫時性地解除了學生面對的外在威脅所致。所以，總結而言廿六至廿七日的群眾運動更似是支援和守護學生為主調的運動，而讓政府想像不到的是，己方於廿八日的再一次強制性清場行動卻間接導致原先的學生──支援學生運動真正發展成全民佔領（抗爭）運動。

第二個關鍵點：九月廿八日公民的覺醒，憤怒中的佔領

相信廿八日每一位香港人都將不能忘懷眼前所見的畫面，這天註定被寫進香港的歷史──不論是在現場親身經歷的，或是後方支援的，或是透過家中四方屏幕看見的，無一不會震懾於警方所採用的過份武力清場手段──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過量地噴射胡椒噴霧、瘋狂地擲出／射出催淚彈。至此，原本對學生運動的憐憫轉化成對政權、警權的憤怒，在憤怒之下一場全民佔領運動正式開展。

憤怒是這個階段的標記，這種憤怒同時具有雙重意義。這種憤怒的第一種意義就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也許有人會說，廿六晚當看到學生集會被武力清場時，當晚及廿七日前往支援的市民學生不也混雜有憤怒的情緒嗎？但為何廿八日的憤怒帶來的結果竟是公民覺醒呢？其實若我們留意香港近幾年的歷史，便會發現政府在影響社會的重大決策上，往往未充分獲得社會共識便強行推行──如清拆皇后碼頭、高鐵、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二○一七政制改革等。此外，香港市民也留意到政府施政──特別是自梁振英擔任特首以後，越來越強硬，即便二○一四年度的七一遊行有五十萬人參與，然而政府的回應卻予人一種無動於衷的感覺。這些事件不斷累積下來，市民開始發現比起作為擁有權利的公民，更似是只能接受管治無任何權利的臣民（subjects）。這種對自身主權意識的醒覺在近幾年政府與民意的衝突中慢慢開始建立，而讓所有人對這一事確認的便是九月廿八日警方使用不當武力的強制性清場事件。整個清場事件將以往累積的「被管治」的感覺具體地呈現出來，這種具體呈現的方式乃是如哲學家阿甘本所說，當市民面對政府使用「合法」而強硬的武力消滅人民身體時所體悟到的「裸命」（bare life）感：人發現到自己原本自主而神聖的身體被交付於政治共同體的手中，自主的身體現在竟可隨意被消滅，而更讓人震驚的是這種殺害身體的行為在政治共同體眼中竟是合法的。當市民發現到原來自己（身體）的主權是如此赤裸裸地被掌握在政權的手中，而能受到政權的隨意玩弄與操控，且種種行為是在「合法」的名義下進行的時候，一種奪回身體──生命主權的意識油然而生，表現出來的就是對政權隨意對待自己身體的憤怒。這種憤怒的結果帶來的就是公民意識──作為自主身體，擁有各種權利的意識的覺醒。這種公民覺醒是伴隨著憤怒的，在這種憤怒下帶出的一個自然行動（意識）即是「奪回」──奪回掌控自己身體（主權）的權力，而這種奪回的方式乃是「佔領」作為實踐，這也是這個階段的憤怒的第二重意義。

如果要以一個意象（imagery）來代表這個階段的憤怒的話，那必然是「火」。火與憤怒的關係想必不言而喻，二者都是一種尋求毀滅眼前事物的能量，而憤怒如火一樣被點燃後，將一直不斷燃燒，一發而不可收拾。然而，火的隱喻卻遠超憤怒。人類有火，才有發展文明的歷史。沒有火的人類，不過是在原始世界中祼露自己身體的動物（裸命bare life），是火讓人類發現自己的裸命，喚醒人類的羞恥；但吊詭地，也是火讓這種羞恥消滅，並讓人類奪回尊嚴^[2]。 如之前所說，這個階段的標記是憤怒，而憤怒的第二重意義是「奪回－佔領」。憤怒往往伴隨著「火」，這種火既是描繪內心狀態的一個意象，卻也是內在憤怒於外在併發的一個具體呈現──由憤怒展現出來的行動就是「奪回－佔領」^[3]。 佔領往往是奪回權力，而這種奪回的實踐乃是在於奪回地理性上的空間和物理性上的時間。這種權力的奪回是有意義的，如之前所說，人發現到自己處於一種裸命的狀態──人在時間和空間中被剝去主權，被拋在當權者手中任意掌控的狀態。這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主體意識到必須重新奪回自身在時間和空間中存在的主權，也是奪回存在尊嚴的一場抗戰。我們能夠透過具體的例子去思想：例如，一個學生想去公民廣場進行抗爭，卻發現公民廣場被封，當他想進行長時間抗爭的時候，學校又告知他曠課將會有紀律處分。這時的這個學生將駭然地發現，原來活在這樣時空中的自己是被掌控的，對自己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最後甚至身體）都沒有主權，因此他就萌生了重新奪回主權（生存尊嚴）的念頭。在這裡，佔領運動（強調空間的奪回）和不合作運動（強調時間的奪回）結合在一起，就是要透過佔領和不合作的行動在一直以來使用的空間（被原有空間功能所規範的）和被社會常規規訓了的時間（被社會常規所規範的時間使用）強行制作一種止息的狀態，讓現存（原有）的時間和空間的使用歸於空白。這樣，佔領的人就可以在這樣的一個止息狀態中嘗試對全新的空白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再詮釋──這意味著在地理空間和物理時間上對生活時空的再尋索，並透過新的尋索改變原有的時空功能，使人在全新的時空中的生活能展現人獨有而神聖的主體性。至此，人奪回生命尊嚴之戰才可宣告完結。

所以，如果說「憤怒──火」是第二個階段的標記，為人透過強制制造的空白時空，重新打開奪回生命（生活）尊嚴的路；那麼，這樣的路打開以後，留下的「空白」將必然是下一階段的標記。

第三個關鍵點：九月廿九日快樂抗爭？或是運動失焦？

自九月廿八日因警方不恰當的武力強制性清場後，人民的「火」併發出來，抗爭行動升級成遍地開放的佔領行動。然而，運動至廿九日，卻開始出現讓人「不安」的現象。當然，這些「不安」現象並不是如字面意義下那樣令人不安──至少，在抗爭現象燒烤、踢足球、用手機閃光燈玩螢火棒效果、群眾唱歌如演唱會般氣氛高昂，怎樣看也總比與警察對峙時那般劍弩張時為好。然而，讓人感到不安的是，當運動失去了對立面（警方）而令人鬆懈；政府也採取拖延放任策略，不作任何溝通回應；以上提到的「快樂」畫面會否正正說明運動的動能（dynamics）開始失去，運動隨著時間過去卻沒有推演而開始慢慢失焦？這一切一切又會否說明運動的走向正中政府下懷，讓運動自我內耗而最後不費一兵一卒便土崩瓦解？然而，也有人站出來說，若要運動持續，總不可能每天保持著高亢的對抗情緒；相反，人們開始建立廣場上新的生活，正是運動步入「快樂抗爭」，進入持久戰的階段。

究竟廿九日後運動的發展是步入快樂抗爭，還是開始失焦？筆者也沒有一個既定答案，反而筆者持的立場是：二者皆是，也有可能皆不是，因為如筆者之前的論述，運動在人民的「火」下併發，在原有的時空下強行闢出一個空白的時間和空間，因此現在留在佔領群眾面前的正是這樣一片甚麼都沒有，需要由人們自行填上、重新詮釋的「時空」。「空白」讓人們感到迷失，但也同時是為生活締造了新的可能。「空白」是人們擺脫往日政治共同體奴役生命主權的枷鎖，而開始重新取回自己身體和生活主權的證明。現在運動所造就的「空白時空」就如一個眼睛習慣了黑暗的人，剛張開眼面對光明時會感到陣痛、模糊不清與迷失；但當眼睛習慣光明以後，便能作出自主行動一樣，現在的「空白時空」正是留下給人們學習自我做主──重新成為具生命（生存）尊嚴主體的時間。

誠然，我們面對「空白」會感到迷失，但運動的關鍵卻正在於我們怎樣自「在空白的迷失」中轉化為「有意義的生活」。對筆者而言，筆者認這當中的關鍵正端賴於靈性的轉化（如自迷失中轉化）與超拔，而這一部份筆者將於下部份「佔領運動的下一步──靈性進路的獻議」中詳述。

佔領運動的下一步──靈性進路的獻議

筆者在上部份提到筆者嘗試自靈性進路剖析佔領運動發展的幾個關鍵進程，並指出靈性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設若確如筆者所言，靈性在帶動整個運動發展起著中關鍵性作用，那末運動下一步的發展也必然端賴於靈性的轉化與超拔。在下部份筆者同樣會自靈性進路對現況進行一些剖析，並指出運動延續的關鍵乃在於將一時憤怒的爆發轉化為理性恆久的堅持；將現時的迷惘轉化為對未來共同生活的追尋；最後，將社會巨大的撕裂轉化為對共建信任的行動。

以火開始，不能以火終結

筆者在上部份提到，火是整個抗爭運動由學生運動發展至全民佔領運動的關鍵。火作為憤怒的意象，燃點起一切，但佔領運動雖由火而起，卻不能以火終結。火藉著燃燒身邊的事物，供給自己繼續下去的能量，然而終有一日當身邊無物可燒，火便會因缺乏能量而終歸熄滅。現今整個佔領運動的問題是，火被燃起了，燃燒處處，卻不知如何燒下去，所以便只能藉不斷的升級脅迫來讓運動維持繼續下去的動能（dynamics）。然而，這樣的手段終有一天會耗盡，火──佔領運動怎樣繼續燃燒下去便成一個發起人（帶領者）、參與者都回答不到的問題。

事實上，筆者相信大抵運動的發起人──佔中三子、學民和學聯都沒有想到這火能燒到這樣的地步，最後竟能以全民佔領的形式實現。按戴耀廷（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原先對「和平佔中」^[4]的構想，「和平佔中」雖然是以佔領的方式來實踐，但本質上仍是一個公民抗命運動，佔領不過是為了達成政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非主要目的^[5]。 因此，若「和平佔中」的本質是一個公民抗命運動，那末自然較少關注到「和平佔中」作為一個佔領運動的延續性。「和平佔中」作為公民抗命運動，在實踐時的構想乃是採取和平靜坐的方式，等待被警察清場（原先頂算一至二天），清場後被捕參與者透過主動承擔罪責去突顯制度上的不公義，從而喚起社會上不同階層的關注，再引發不同層面的不合作運動。運動發生前，按戴氏及社會上的估算，「和平佔中」運動只約有萬多人的參與，即便得到學界的支援，也未曾預想到會在極短時間內發展成全民佔領運動。所以，運動至此的發展必然是發起的眾人所始料不及的，而且也完全脫離了原先構想的公民抗命本質，而更貼近發起人較少關注的「佔領運動」^[6]。 因此，當今日的運動是以佔領運動的面貌呈現，而非公民抗命運動時，發起人便與參與者一樣，被放置到佔領運動制造的「空白時空」中，面對全新的抉擇和想像。在這一點上，佔中三子、學民、學聯說得對：「這已不是一個任何人能帶領的運動」──是因這個運動的出現在於民眾對奪回自身主權的醒覺，也因此必然是一個全民運動。火被燃起，燃燒中的每一個人都被投進「空白的時空」場域，尋找自己生存（生活）的答案。然而，有一點確定的是，火不可能永遠被燃燒，如何將火轉化，便是繼續運動的關鍵。

憤怒化為堅持

如之前所言，這場運動由火燃起，火能在短時間內燃燒，卻不能無限期地燃燒下去。運動的發起人原先也未曾構想過運動將成持續的抗戰（甚至在他們眼中，火應該不會是一個能代表運動的核心意象）；但面對政府的拖延策略，發動輿論、民意戰，於不同的層面打擊運動，期盼將戰線拉長，讓運動自然瓦解──似乎如何將運動「燒」下去就成重要問題。但我們不可忘記，「火」為抗爭的人開啟了重奪生活（尊嚴）的路，因此如何生活──而不是如何燒下去才是繼續運動的關鍵。所以，我們必須跳出如何讓「火」燒下去的思維，摒棄如何維持群眾情緒高漲從而保持運動動能的思考，而應接受燃燒的火總有它的壽命，考慮將運動的動能轉化至新生活的建構，從而將佔領運動轉化成在新時空中的生活革命。

我們必須接受，不是讓火無限期地升溫，而是讓火轉化，參與佔領的群眾才會自憤怒的情緒抽離，開始對生活進行思考。惟有從這裡開始，運動才有可能延續，因為運動將會由生活中的特異性事件轉化成為生活常態的一部份，而我們不會去問，生活該如何延續下去。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思考的是，佔領所創造的新的時間和空間如何去與我們原本時空裡的生活結合，帶來改變，甚至在整合中創造出全新的生活。這樣抗爭就由一場佔領運動成為生活的革命，而這種生活的革命註定是革命性的──因為參與佔領的人們將因這種新的生活而成為新的具轉化性的群體（new and transformative community）：這個群體是全新的，因為它們嘗試從新對生活時空的運用作出新的詮釋和實踐；這個群體將是具轉化性的，因為它對生活時空全新的理解，將令它在舊主流社會中成為「反社會」（anti-society）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這個群體所展現的新生活將令它成為對舊有制度和生活最有效的攻擊和批判，單是它的存在已對舊有社會構成強力的威脅，而令它成為名乎其實的「生活的革命」，在社會中掀起「生活的內戰」^[7]。

迷惘化為共同生活的追尋

誠然，若然佔領運動的「火」為生活的時空制造出「空白」，這空白的時空讓新生活的實踐成為可能，但問題是──新的生活是甚麼？為此，不難理解當運動自廿九日後進入一種「空白」階段開始，不少參與佔領運動的人都會對這段「空白」期感到迷惘。但這種「迷惘」，對筆者而言，卻是「解脫習性歷程」（deautomatization）的必經階段。我們的大腦隨著成長不斷接受外界的信息，久而久之隨著成長環境、學習和社會的塑造，便會形成一套刻板的思維去對新的信息進行詮釋和過濾（stereotypical interpretative patterns），這種現象即是「習性的過濾機能」（automatization）^[8]。 所以，當佔領為我們制造出「生活的空白」時，我們過往對於生活時空的刻板理解和使用機能便停止運作，而開始需要建立一套對生活時空的重新理解和詮釋。「迷惘」是這段時期的必經階段，卻必然不是最後階段。因為「迷惘」──自舊有生活習性脫離面產生的迷失的感覺，是為了進入下一階段，即是對新生活的尋索。

然而，面對「生活的空白」，我們對新生活能有怎樣的想像？這種想像又應如何開始？讓筆者感到好奇的是，有一項元素曾是「和平佔中」運動的核心，卻在現在佔領運動發展期間甚至被再提出來，那就是──「民主商討」。筆者認為佔領運動既然是由群眾奪回自身生活／存在尊嚴的醒覺引發，那末「新生活」的想像也應是屬於整個參與佔領運動的群眾的，因此應由佔領群體共同參與商討，想像出來。而在佔領的時空中，正好可以為給予這種「商議式民主」實踐的機會。在佔領的空間中，群眾可以自發組織不同小組（其實參與群眾有不少都是結伴前來，因此形成商議小組並不困難），對運動的訴求、發展、延續等進行商討^[9]， 讓佔領的空間能名符其實地成為真正的「民主大廣場」，在其中實現直接式的民主。在這片佔領的空間中，孕育香港未來的商討文化，成為運動過後公民社會的一項重要遺產。

在佔領空間實踐民主商討，除了是培育公民的政治質素，更重要的是新群體的培育。在佔領的空間中，除了透過商討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看見佔領空間中對共同生活的追求──如彼此捐贈、分派物資，自發地各司其職，維持秩序、講學等。這種「共同」將令群眾有一種群體性，而不再是個人的聚集，乃是對生活、對共善（common good）共同追求與承擔的群體。這個新群體的標記將是，對政治的關注、社會的承擔，共善（價值）的追尋，並透過和平、理性的商討去解決公共紛爭，從而將成未來香港公民社會強而有力的塑礎。

對立轉化為共建

若佔領的空間能建立群眾的群體生活，那末因運動累積的對立與不信才有被超越的可能。自運動發生後，不難看見的是社會上巨大的撕裂──政府與民眾、示威人士與警察、支持與反對的陣營、代與代之間的對疊。佔領運動的發生，將社會拋進巨大的兩極化漩渦，問題不僅僅是運動如何了結，而是運動帶來的社會撕裂與群眾對體制的整體不信任，能如何被超越。

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府管治的危機，也是香港整體發展的危機。因為社會上失去了互信，有著的只是一種敵我對立的競爭性思維，在往後的公共議題上要達成共識便更加困難。佔領空間中所培育的群體意識──對共善的追尋和商討的氛圍，便能成為解決公共紛爭的一個平台，在經過群眾商討後得出的結論由於有相對充分的民意授權，因此較能為群眾所接納^[10]。誠然，超越對立，共建互信必然不可能只是單方面的努力。所以，如果政府能接納經民眾商討後得出的結論施行政策，或對政策作出調整，相對上便能解除民眾對體制整體的不信任，對管治也較為輕易。當然也有一種情況是政府能繼續漠視民意，強行通過沒有民意基礎的政策；只是筆者相信經過今次群眾自發的佔領事件，已能給予政府足夠的壓力明白缺乏民意下的管治將是何等困難，當然這又是另一場政府與民意的角力和搏奕了。

結語

本文的題目是〈佔領運動的下一步〉──這個下一步，既有可能是運動繼續下去的下一步，也可以是運動結束或轉化後的下一步。筆者相信，運動的成敗不取決於政府是否完全能達成訴求，也不在於能堅持佔領空間多久，而在於明白佔領運動的本質，而將佔領運動中的「火」轉化並延續成為「生活的革命，新群體的構建」。如此，運動將確實地不斷「燒」下去，在香港遍地開花。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