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落閘」解釋，明顯與泛民方案對著幹。中央為求保住「大局」，寧願溫和方案也不考慮，甚至令幾百萬港人失望也不計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表明，如果利用激進違法活動使中央屈服，「香港將永無寧日、國家將永無寧日」，中央會「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佔中發起人一直回應指大規模不合作運動，人數若夠多仍有可能令中央修正立場；「佔中」公民抗命行動已定下日期。雙方對陣，如箭在弦。筆者際此提出一些分析，也提議一個「終極性」觀點。
先對中央而言，「勇敢消災」論予人想像到介入力度，或能震懾香港。中央對付「不可管治城市」滿有經驗，不會怕香港。問題是，國內維穩經年，力度與收效存在反差；更大難題是，香港年輕一代近十年本土意識有增無減，他們的抗爭力度從「反國教」事件盡現。比起上一代面對九七移民為是，新一代反有可能「留在港、鬥長命」地抗爭下去，這是一個難以估量的新形勢。縱然「反佔中」行動亦是人多勢眾，但單以「年輕化和本土性」兩要項作比併，大家就心中有數。君不見今年起港台澳年輕一代跨境連體抗爭，當然如此下去兩岸統一遙遙無期，更當然是三地學生更易被中央推向「國外勢力」懷抱。中央的敵我思維如斯高漲，對與中央一樣「受軟不受硬」的年輕一代，只怕是雙方無終期的硬撼。
對泛民而言，「普選合乎國際標準」論有近八十萬人支持，並認同以「和平佔中」 為手段，聲勢不弱。然而，「不和平」的風險有多大，會隨形勢突變、失控甚至災難性。「不合作運動如何規模大至中央修正立場」，委實難以估計。但我們可想像一些代價：若涉及警民傷亡而造成的個人生命折損和社會關係撕裂，是「佔中」「後佔中」就算成功仍是「手尾長」的後遺症；更大難題是，就算「佔中」強大至中央今次「屈服」，難道中央沒有辦法日後「反擊」嗎？君不見「反佔中」遊行顯示香港有大量愛國團體可配合辦事，加上建制派和商界擁有龐大資源，泛民連同支持的選民就算抗命今次取得「真普選」，難道中央不能下次使之變為「假的真普選」（若共產政權的統戰策略盡出，可謂十拿九穩）。這真假普選，循環不斷惡鬥下去，只會令香港在政治鬥爭中虛脫。
以上所言，以「未來」論今，試看遠一點；但遠至「終極性」的兩陣復和（reconciliation），才應是徹底的中港出路。共產國際行鬥爭哲學，提出階級矛盾、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等鬥爭學問──解決矛盾往往以力鬥力。或許，中央至今仍信奉此一套。這一思想欠缺「復和精神」這一關鍵的靈性問題，是強調物質層次而非精神層次的共產主義不足之處。「佔中」「後佔中」若奉行相同的「力鬥力」路線，恐亦步入不具靈性的出路。若今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兩敵」，雙方始終也是要走向復和，才能長治久安。但鬥得愈深，也要更長時間復和。或許，我們在爭取民主的來到，也要想及復和的何時臨到。這應否也是基督徒一個視角嗎？
（作者為衛道神學研究院哲學神學科副教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