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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種獨特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出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英國的學生運動，其理論和流派五花八門，而根據文化研究著名學者陶東風在《文化研究》一書分析和歸納，以下的學說共同構成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文化研究的理論來源可直接上溯至後結構主義及當代新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知識系譜學；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文化仿真理論；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如：拉康（ Lacan）、德留玆（Deleuze）、居塔理（Guattari）等。新馬克思主義可劃分成三派、其一是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¹其二是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三是威廉姆斯代表的英國文化唯物論 。」²

　　在這學理基礎下，文化研究在學術和社會領域上形成鮮明的取向和態度：所研究的就是「意識形態」（ideology）和「權力」（power）關係，如何建構社會的常識／常態；並以「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為核心，以反抗權威、強調邊緣性及少數族群的利益。通過批判主流公共意識形態，反駁被理解為常態且不變的社會狀況是自然且必然的假設，為社會中受壓迫者帶來出路。

　　然而，文化批判到社會實踐本就是二而一的事，無論是對傳統資本主義價值提出的挑戰、反種族歧視、環境保育、以至女權運動也是以維護弱勢的權益為中心，並著重於批判主流價值和文化。但其目的並非要完全否定或顛覆現存制度（或可是其中一條進路），相反其關鍵是要透過批判讓大眾看清自己和外在世界的連結關係，否定常識的必然性，進而啟發出多元及開放的思考空間，提供更多生活實踐的可能性，從而達至社會制度以及價值觀的轉化，而近年在香港方興未艾的社會創業運動可算是其中一條扭轉資本主義失衡發展的進路。

　　社會創業運動（social enterpreneurship movement）是一場由社會創業家、知識型義工以及受助者共同推動的運動，其性質可算是公民社會面對資本主義社會與代議政治的問題所產生積極性回應，透過進入和利用主流的經濟模式，以補救市場制度的不足，修補過度資本主義的發展，尋找市場以外的答案和可能性，為弱勢提供持續及有轉化效果的生活方式，還原人的基本價值。

　　香港的房地產業是資本主義過度發展以及市場失效的明顯例子。眼見香港房地產業市場失效，余偉業 ³（Ricky）毅然創辦「要有光社會地產」，推動光房計劃。他認為真正的市場會有不同價格的貨品讓人選擇，但偏偏現今香港卻因炒風而讓樓市失衡，樓價暴升。光房計劃就是要打破市場操控的想法，要重塑市場以外的定價租金，幫助基層上樓，並在單位中提供教育援助，就業轉介的服務。Ricky所要做的不是簡單滿足受助者住屋的需要，更是要強調「家」、「互助」的精神。

　　過度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令人詬病的地方就是讓人成為金錢和時間的奴隸，過著機械式的生活。而Ricky自身放棄高薪厚職，由某美資公司總裁到成立中小企以幫助他人為本業，正是以行動和生命實踐生活的另類可能，不再讓「經濟市場」掌控他的「價值觀念」；同時，尹子信（Houghton）⁴放棄本業成為Protfolio worker（組合式工作者），正是不想再讓「工作時間表」掌控他的「人生」。他成立自身公司，並重新分配工作時間，其餘時間則積極推動社會創業運動的發展，成為社企教練和顧問，以培育青年知識型義工以及協助不同社企運作。他所做的正是以行動拒絕社會定下的時間表，打破時間對自己生活的掌控。

　　最後，過度的資本主義發展讓人只見另一個人的市場價值（markert value）。即我們會以不同標準去評定一個人是否「達標」／「正常」，如：年齡、能力、智商、學歷，從而邊緣化不合標準的人，忽略他們作為人應有的尊嚴和權利。而大多的社會企業正是以婦女、三低青年、智力發展不健全、殘障等等為對象，與他們同行，提供工作或培訓的機會，讓他們能夠活出自我，肯定自己價值。

　　由比可見，社會創業者所示範的正好是打破資本主義以利益最大化為必然的迷思，從主導現代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入手，挑戰及改變以無窮盡的生產和增長為目的的經濟邏輯，並且在市場內重新肯定人的價值。（有關ricky 和Houghton，及更多社會創業者的相關故事，可見《賺出精彩人生──12個社會企業的創意革命》 ）⁵ （二○一四使命商道論壇之六）

二○一四使命商道論壇「共享與合一」，於十月十一日早上於北角宣道會真理樓舉行。詳參豐盛社企學會網站：www.fses.hk/bamf2014/reg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