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爭議的「愛爸媽愛我家」活動於五月十八日完結了,主辦單位看來明白面對嚴峻的家庭問題,並非能藉一次巡遊就可解決,於是活動籌委會期望在七月八日舉辦集思會,準備下一輪行動。這既回應部份論者的批評,使活動不致流於口號及形式化,同時呼應大會主題「正面支持家庭價值」。其實主辦單位有清楚願景,就是「所有孩子可以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快樂成長;所有夫婦可以在穩定的婚姻關係下互相扶持;所有家庭可以在健康的社會風氣下得以穩固」。另發言人指出,他們主要是為了宣揚正面的家庭價值,期望能回應現時家庭和婚姻制度所面對的挑戰,就此而言,「愛爸媽愛我家」活動理應得到一面倒的支持,何以批評之聲不絕於耳?
或許當抽象的願景成為具體社會運動時,便引發種種聯想,特別當主辦單位闡述其理念時指出:「當我們談論家庭價值時,是會提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以及爸爸媽媽不能被取締的重要角色。這些是我們社會目前奉行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客觀事實和社會期望。當我們要為願景去努力的時候,就要去檢視家庭價值所面對的種種挑戰,因為它是我們現時社會、家庭所奉行的制度,是家庭生活的一部份。」無怪有些評論認為活動衝著同性戀者而來,甚或指摘此運動對單親人士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儘管維護家庭基金董事會副主席吳思源在《香港家書》中澄清:「主辦團體是誠心誠意希望今次活動是在目前離婚率飈升、家庭關係崩解、家人關係不和的社會氛圍下,鼓勵市民孝愛父母和關愛家人」(見2014年5月24日《香港家書》),並強調「不要以維護家庭價值看為對抗同性運動的工具」,但是否能平息眾人疑竇,則仍有待考證。主辦單位似乎目標清晰、立意良善,但是為何屢成眾矢之的,就連友好團體也誤解他們的意圖,這可見於主辦單位於五月六日的聲明,指基督教三個聯會組織(播道會、宣道會及浸信會)及其聯署登報聲明活動,與「愛爸媽愛我家」啟動禮無關;主辦單位並且同時拒絕政黨把「反同性婚姻」的議題帶入其議程。到底這反映出甚麼問題,以致主辦單位看似「騎劫」了國際家庭日,但這活動卻又似乎被不同團體「騎劫」,遠離他們的目標。筆者認為若能釐清有關問題,將有助基督信仰群體參與集思會及未來的運動。
面對種種家庭問題,熱心人士聯繫起來,眾志成城地為香港家庭及下一代付出努力,期望藉抽象的主題「正面支持家庭價值」及「願景」等,來團結大多數人參與,可是當具體地闡釋:甚麼是家庭問題、何種樣的家庭問題時、如何解決當前的困境時,支持者便難以含糊面對;或許更清楚的問題是:應如何解決當前及具體的惡(evil),這便引起更大的爭議,就以「反同志平權運動」為例,不少基督徒未必認為信仰支持同性戀行為,但如何「反」法卻莫衷一是,也因此令問題複雜起來。麥金太爾(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曾分析所謂「公義」問題的爭議,其實背後涉及一組組相互衝突的公義概念:1有些強調不可轉讓的人權、有些求助於某種社會契約概念或效益標準, 2正因不同群體依附於各自特殊的傳統,這可能來自我們文化最初源出的傳統,或承襲現代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各個方面。因此不同群體進入「愛爸媽愛我家」活動討論時,其實是帶著自身的特殊信念:或是接受家庭組合的多樣性、或是堅定反對同志婚姻。儘管主辦單位已多番表達立場,結果仍是屢被傳媒、政客或同運人士「騎劫」此一活動,這想來非全是主辦單位的責任。問題是,從基督宗教去理解與尋求回應之途時,斷不能從自身傳統的特殊性之中抽離出來,也就是無法忽略自身的歷史性和社會性情景關聯的特性(context-bound character)。 3換言之,信仰群體的評鑑焦點無可避免地應置於耶穌基督身上。若以此為基準,那將如何影響信仰群體參與是類活動?
當我們轉向聖經的敘事時,會看見耶穌似乎沒有著力解決希羅世界的家庭問題,更會發現耶穌沒有對家庭作出任何正面的評價。每當耶穌提及家庭時,都以之為祂所建立的新群體的競爭對手。就此看來,血緣家庭,甚或建構理想的親族家庭,看來並非耶穌在世時期所展示的事工。或許當過度強調血緣關係時,會衍生出親密的暴政(the tyranny of intimacy),故此家庭生活應置於門徒生活底下討論,即在成為門徒的脈絡下,學習踐行家庭生活。因此,這不單純是花多少時間共敘天倫、逛街或看電視的問題,也可以是全家出動服務社群――全家總動員每週一次去造福他人,藉此同時團結家人。至此,筆者認為這與主辦單位的願景可能沒有多大差距,但是基督宗教的特殊視野卻不止於這一舉動,因為這將涉及耶穌如何面對具體之惡的問題。耶穌沒有改變希羅世界的家庭關係,看來並非因為祂缺乏親身的體驗(祂應在單親家庭長大)或社會分析(祂應該了解基層市民受到的壓迫),但是耶穌拒絕改變家庭制度,更嚴格地說,上述提及的願景並非祂事奉的焦點,反之,在祂生命中體現的是如何與惡共存。這涉及耶穌帶來的終未景況:新時代與舊世界徹底決裂,舊世界仍受罪捆綁,但基督將臨的國度將要徹底更新萬物。在國度既濟未濟之間,耶穌首先打破猶太對國家社群的迷戀,而要求去忠於祂的使命。祂在舊世界中首先超越親族關係。耶穌的福音不是主張建立新政府(a new government),而是新的生活群體,4 並且祂首先在十字架上體現生命如何處於新、舊世界之間:面對那具體的暴行,耶穌在十字架上仍然是不抵抗,祂的死亡揭示出上帝此刻如何處理罪惡,就是與惡共存。5
故此,基督宗教進入家庭議題時,便不能單以重建家庭制度為首要使命,因為耶穌並不以此為己任,祂要建立新的生活群體,我們仍舊會擔憂家庭制度的崩潰帶來種種具體的問題,但只有清楚明確的終末論才能批判當前的歷史形勢及選擇有效的行動,否則就會把自身置於自大及自憐的景況裡。自大,便是放大自己的力量;自憐,便是對信仰生活失去信心認為無甚影響力;而基督宗教在新時代與舊世界間面對具體的惡時,便往往不自覺地墜入這兩者當中。自大,就是教會把自己與世界等同起來――依靠自己的力量,認為在缺乏上主行動下能夠把邪惡移除,就家庭問題上來說,邪惡可以是形形式式的家庭組合、工時問題、最低工資或精英為本的學校政策等。但按基督宗教的看法,這只有待基督再來才能更新萬物,當我們把自身力量不斷放大時,在極端的情況下將引致教會異教化(the paganization of the church)。6為了消弭家庭問題,信仰群體或許期望結聚更大力量去達到這良善目的,於是我們與不同團體聯手結盟、商議,以及設定計劃,為的是在今天能終結那些惡事,只是,這不再是藉著基督克勝罪惡,7並同時述說新的群體生活已然失效,結果便墜入自憐的處境之中。自大及自憐彼此共生,皆宣告信仰群體的生活不再以社會/社群倫理的形態出現,並且不能作天國的模範、基督的見證人。
這是基於教會未曾擁有(have)一套社會/社群倫理,反之教會要持續地成為(to be)社會/社群倫理。這意味著教會必須成為一個群體,在其中言說及活出真理,因為教會是頒佈、被告之及聆聽神故事的地方,也因此基督教社會/社群倫理不是以社會行動或制定社會政策作為其首要原則,而是首先講述耶穌生命的故事,門徒在此地被這故事轉化,而這故事(社會/社群倫理)需要一個相應的社群,以便學習適當的生活之途。 8換言之,在面對種種破壞家庭的惡事時,教會未必能提供如其他群體一樣的「解決」方案。因為面對這種種罪事時,耶穌並非以力量征服它們,而是以無盡的忍耐(patience)與惡為鄰,這是說作為耶穌的門徒群體,教會是學習成為盼望及忍耐德性的社群。於是我們未必能為近鄰的單親家庭提供「解決」方法,但是教會可以讓他/她的子女有新的「家庭」:我們會否讓那孩子成為教會這家中一員、自身家庭的一份子,與我們共進宴席?我們可否付出時間接待那孩子,使其父/母親能在火線上休息一會?我們有否信心領養無依孤兒,使他們有不同的成長故事?我們能否開放家庭寄養那些父母不便照顧的孩子?這便是教會可以言說與踐行的真理,但卻不一定為世界歡迎,因為真理會破壞我們能夠實現的脆弱秩序和正義。 9在此意義底下,我們參加「正面支持家庭價值」及種種「願景」時,便被首先挑戰去成為一個具耐性及勇氣的人,同時要擁有想像力去辨識社會公義與和平的幻象。當信徒決心立約守望家庭時,便同時需要以忍耐和勇敢來體現上主終末的宴席。
筆者認為「愛爸媽愛我家」這運動,對社會及信仰群體皆具有正面意義,因為它挑戰我們是否成為具耐性的社群,是否在新、舊世界的張力之中見證及忠於耶穌基督,就是我們決心不與邪惡勢力比拼力量,反之是學習基督降卑的榜樣,在謙卑而非自大、自憐之中,體現/活現那份脆弱的溫柔,更重的是信徒是否在這分裂和仇恨的世界中,花上時間去培育友誼、服務鄰舍、給予和接受無數微小的行為。或許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一個小子的需要可能是多麼微不足道,但這同時是一個記號,表明我們認識到我們沒有力經讓歷史走上正軌,但是這忠心地照顧他者、耐性地等待、信守上主應許的行動,卻是我們所窺見上主國度將臨的願景/視象/異象。10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5.31)
- 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萬俊人,吳海針及王金一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1。
- 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頁1。
- 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頁5。
- John H.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in The Royal Priesthood: Essays Ecclesiastical and Ecumenical, ed. Michael G. Cartwright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94), 147.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47.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53.
- Yoder, “Peace Without Eschatology?,” 154-155.
- Stanley Hauerwas, “The gesture of a truthful stor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ristian Formation: a reader on theology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ed. Jeff Astley, Leslie J. Francis and Colin Crowd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97-98.
- Hauerwas, “The gesture of a truthful story,” 98.
- Hauerwas, “The gesture of a truthful story,”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