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圈子裡面，不時發現一些著名佈道家涉嫌偽造或誇大學歷和經歷。例如有些傳道人聲稱具有幾個博士學位，有一位佈道家甚至宣稱自己曾經參與搶救被暗殺的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很多人問過我以下的問題：「基督教的教義強調誠實和追求真理，那些造假的傳道人怎麼能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如何協調不誠實的行為和基督教信仰？他們不會因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而感到不安嗎？基督教會怎麼可能允許這種情況重複發生呢？在互聯網時代，檢查履歷是很容易的，為甚麼基督教團體不去拆穿那些騙子？」

道德牌照效應？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以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因為我從來沒有跟那些人面對面交談過，所以我的分析當然不會十分準確，充其量這只是根據理論而作出的猜測（educated guess）。

　　首先，我想討論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道德自我發牌效應」（moral self-licensing effect）。有一首香港舊歌，名叫〈難為正邪定分界〉，當中有一句歌詞：「世界腐敗，犯法哪需領牌？」，但在現實中，人會對自己發放作奸犯科的牌照。道德自我發牌是一種不自覺的態度，一個人做了好事之後，其自我道德形象會得到提升，結果這反而增加了他以後作出不道德行為的可能性。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市場營銷行為學教授尼娜馬扎（Nina Mazar）和她的研究小組發現，購買綠色產品（環保產品）的人更有可能比那些購買傳統產品的人去行騙。在一項實驗中，一些大學生被告知要購買網上產品，一部份人從環保店購物，另外一些則在傳統商店購物，之後，每個參與者玩一個遊戲，研究小組發現，從綠色商店購物的參與者比在傳統商店購物者在玩遊戲時更不誠實。馬扎認為這些作弊行為是道德牌照的結果，購買綠色產品使人自我感覺良好，這變相給予人一個放縱行為的許可證。除了多倫多的研究，還有其他一些研究也支持道德執照的負面效應。

　　或者，道德許可證能解釋某些基督教傳道人的矛盾行為，當一些基督教的超級巨星對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時候，他們會向自己發出道德牌照：「我是好人，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偉大的事情，即使我誇大自己的學歷，這是瑕不掩瑜。」

　　馬扎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會停止購買綠色產品，以使自己更誠實嗎？不會，但買環保產品的時候，我應該提醒自己，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環境，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如果我的意圖是使自己感覺良好，那麼以後我會做更多壞事。」雖然她的說話沒有宗教信息，但對基督徒卻是一個當頭棒喝。基督教信仰強調自以為義的危險，可是，人們仍然很容易落入這個陷阱之中。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我們的價值與我們的言行沒有聯繫，我們做好事，只因為那件事本身是好的，否則，所謂「道德成就」將會誤導我們進入深淵，而這種現象已被心理學研究證實。

自欺欺人？

　　中國有句諺語說：「自欺欺人。」丹阿雷利（Dan Ariely）教授證明了這種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阿雷利是一位經濟學家，而不是心理學家，但他的專業「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是密切相關的。在他的著作《不誠實的誠實真相》中，阿雷利解釋了為甚麼人會不誠實。有趣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我們如何騙每一個人，尤其是自己」。阿雷利發現，當一個人不斷地使用不正當手段來欺騙他人的時候，最終他會相信了自己的謊言。阿雷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例證，很多年前，他康復後出院，他的朋友陪他乘坐飛機，但機場中等待登上飛機的人龍很長，雖然阿雷利剛剛出院，但他行動自如，無論如何，他的朋友叫阿雷利坐在輪椅上，使他們能夠得到登機優先權。在整個行程中阿雷利假裝他走不動，當他用廁所時，他要努力掙扎，由於他坐在輪椅上小便，所以無法射中目標。飛機上的通道過於狹窄，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用輪椅進出。

　　飛機降落後，阿雷利向航空公司的經理抱怨，說飛機的設施對坐輪椅的傷健人士構成不便，阿雷利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摘航空公司，但事實上，他只是假裝的傷健人士。幸好阿雷利只有一次扮演這個角色，但他意識到，一個騙子會煞有介事地投入角色之中。阿雷利謊稱自己是殘疾人，因而獲得了短期的便利，但事後他需要繼續冒充下去。之前提過，飛機上的通道非常狹窄，不方便輪椅通過，因此，阿雷利盡可能少喝水，以免要上廁所，但在五個小時的飛行過程中不去洗手間是不可能的，每當他去洗手間，這便成為了一個大麻煩。阿雷利意識到，他為自己的謊言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結果是得不償失。

　　其他心理學研究也驗證了自我欺騙的效果。在一項使用智商測試的實驗中，研究人員故意泄露答案予一些參與者，這些參與者通過偷看答案而得到非常高的分數。在隨後的測試中，這些人表示對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們似乎忘記了自己的高分是作弊而得來的。其他研究人員發現，一個騙子重複同樣的謊言很多次之後，他會以為捏造的故事是真實的！例如，美國著名作家海明聲稱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事實上，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戰鬥。在二○○八年總統大選期間，希拉里對傳媒宣告，在一九九六年，當她到達波斯尼亞的時候，因為受到狙擊手的威脅，她和女兒要低下頭來跑進車輛，但這件事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那些傳道者如何能調和基督教的教義和他們捏造的學歷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同樣的故事重複了這麼多次之後，最後他們也相信這是真的，簡而言之，他們是在愚弄自己。

　　在書中阿雷利沒有使用譴責的口吻，相反，他說撒謊是我們人性的一個共同弱點，他甚至用自己作為一個例子（假裝傷殘人士）。他指出，很多時候我們說謊話是由特殊情況引起的，在書中阿雷利引用另一個有趣的例子：當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臨近的時候，不少阿雷利的學生要求將考試時間延後，常見的原因是：「我的祖母剛剛去世。」起初阿雷利同情那些學生，但是太多次在考試期間很多祖母去世後，他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那些學生並不是壞人，但考試壓力令他們撒謊。

心理變態者和英雄崇拜

　　然而，有些人說謊，並不是因為外在的特殊環境，這類型的說謊者是「病態說謊者」，或者稱之為「強迫性說謊者」，這種行為是由個性特質所造成的。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病態說謊是「心理變態」（Psychopath）或者「反社會變態」（Sociopath）的一種症狀。這兩個詞語有一點誤導成份，大多數人會由此而聯想到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但是，在《反社會變態的鄰居》（The Sociopath Next Door）這本書中，瑪莎斯托特（Martha Stout）指出，不僅許多反社會變態患者看起來正常，並且他們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同樣，牛津大學心理學家凱文達頓（Kevin Dutton）認為，在我們中間有許多「功能性心理變態者」 （functional psychopaths），這些人利用他們堅定的和充滿魅力的個性，在主流社會中取得突出的成就。斯托特和達頓分享一個共同點：心理變態者不一定是罪犯，但他們的研究卻具有不同的側重點，斯托特注意破壞性的反社會變態者，而達頓則把研究焦點集中在建設性的心理變態者。

　　根據斯托特所講，反社會變態者有以下三個或更多的特點：不理會社會規範、欺騙和操縱別人、衝動、急躁或具侵略性、對自己或別人的安全漠不關心、不負責任、對傷害別人毫無悔意。病態說謊者可能介乎破壞性的反社會變態者和建設性的心理變態者之間，他們使用謊言操縱人，並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成為主流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明星。有人問：「為甚麼基督教會能允許這些神棍繼續招搖撞騙？」這正是心理變態者可怕的一面，中國作家余杰曾經說：「白骨最易變成精，化作千嬌百媚形。」病態說謊者具有千嬌百媚的魅力，甚至受害者也可能會站起來為他們辯護，例如，即使一些獨裁者屠殺了幾千萬人之後，很多人仍然全心全意地擁護那些「偉大」的領袖。

　　不僅病態說謊者相信自己的謊言，他們的追隨者也盲目地保衛他們的「英雄」。在《迫切需要神話》一書中，美國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美（Rollo May）指出，人們需要神話，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沒有神話，人們便會受到焦慮困擾。在內心深處，我們喜歡崇拜英雄，以「追星」為例，為甚麼「粉絲」會狂熱地崇拜電影明星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電影明星的形象只是一個經過包裝的假象嗎？在銀幕上大義凜然、橫掃千軍的英雄好漢，在現實中可能是一個卑鄙小人，或者是一個懦夫，不過，這並不重要，人們願意崇拜英雄，願意相信神話，久而久之，他們再無法區分現實和神話。當超級巨星出現在基督教會的時候，這能滿足我們對英雄崇拜的渴求，一個成功的病態說謊者會使用這種需要神話的傾向來支配人。

結語

　　哪種方法可以解釋這些佈道家的矛盾表現呢？道德牌照？自欺欺人？病態說謊？需要神話和英雄崇拜？或者是以上所有的組合呢？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我們不能繼續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