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是「六四」十週年，不少民主團體都舉辦比過往較大規模的活動。到了今年，有人不想年年喊著相同的口號；有人覺得在十週年的高峰過後已滑落至低潮，剛於上週舉行的六四遊行人數，只有二千人參加。不過當我們細心察看，原來仍有不少有心人在默默耕耘，努力構思不同形式的六四紀念活動，推動下一代迎接每年的六四。他們一直沒有忘記六四，我們也不能讓下一代忘記。 |
不能讓下一代忘記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是其中一個活躍於六四活動的組織，今年六月四日他們將舉行一個「五四、六四與我何干？」的活動，以話劇、裝置藝術、行動藝術等，讓參加者共同反省五四及六四所帶來的信息。
該團契大專部幹事吳詠琳表示，這是他們第三年舉辦這類活動，但今年與過往兩年有很大的分別，就是加入了五四的元素。她說過往兩年，參與籌備活動的學生們都只是在六四前的兩個月才開始籌備工作，但當活動完成後，卻發覺學生們只知道六四這獨立事件，對於六四事件背後的種種歷史因素卻不甚理解，因此今年便加入了五四。「當你看看中國的近代史，便知道其實中國如果沒有五四便沒有六四，因此我們今次在六四的一年前已開始籌備，每一、兩個月便進行一次研習五四及六四的研習小組，組員須研讀一個五四的人物，並向組員講解。」
她希望在這次活動中，組員能從五四事件的知識人物中瞭解國家的需要，並為自己作為一個廿一世紀的基督徒大專生應持著甚麼身分而定位。
「六四很吸引我！」
參加這小組的其中一位大專生是唸大學一年級的阿公。阿公的真名並非不能曝光，只是他太喜歡阿公這花名才叮囑記者撰稿時用花名而不要用真名。阿公是一名對六四極有熱誠的青年，他說：「六四很吸引我！」「是甚麼吸引你？」「是學生的死亡。為何他們會死？他們死後意義是甚麼？……每次當我看到那篇絕食宣言時，便會靜下來，很想知道寫這宣言的到底是誰？」
阿公感到六四與耶穌基督的經歷很相似，因為六四是有強權的壓迫而有人遭殺害，這正好像耶穌基督受審判時被無理地定罪，然後遭殺害一樣，而耶穌基督最後則以復活作為他的平反方法。
阿公為「五四、六四與我何干？」活動編寫話劇劇本時，很想表達一個醒覺起來的信息。他認為我們不能只是規範在五四與六四事件的人物及歷史之中，而是應該醒覺起來，正如以色列人興起是因為他們除了重視歷史之外，是他們有神同在而能再次興起，是有歡欣、有快樂的。因此阿公的話劇是發生在一個殯儀館內，其中一個情節是，在某人出殯期間，竟有兩名基督徒走進靈堂內找著一家人，然後坐下死板地讀出四律。當其中一人讀畢四律時，另一人則雀躍地向對方說：「很好呀！今次你只花了一分四十三秒便讀完四律了！Yaoho！(互相擊掌)」阿公說，這話劇是帶有諷刺意味，指出部分教會及基督徒活出來的一套根本不切合現實的需要，教會也對政治冷感。他認為我們需要從六四的歷史中醒覺起來，思想如何活出神安排我們處身的工作崗位及其獨特的計劃。
這次話劇邀請了一些關心六四的中學生參與演出，其中一名是中七的李兆基。他說六四時他只是小三，對所發生的事件不太清楚，只知發生了一些衝突而鎮壓學生。一直以來，他還以為六四只是發生在一天之內的事，甚至怪責學生做事為何那麼衝動，不慢慢來。直至中五那年，他偶爾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這影片才恍然大悟，並決意要對這段歷史作深入瞭解。如果我們這一代也對六四逐漸淡忘，或許不知在何時，六四事件可能會被演化成一齣喜劇。
關注天安門母親
至於香港基督徒學會今年則聯同多個團體首次以天安門的母親為對象，舉辦了一個名為「天安門母親藝術晚會」的活動。這次活動的參與者植瑞(王京)表示，最近得知有民運人士到北京探望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子女的母親們，發現原在這麼多年來，她們都一直受到監視，部分捐款亦遭沒收而未能達到她們的手中，因此今年希望能藉著這個活動喚醒市民關注這些失去兒女的母親們，爭取民主在中國落實。
植瑞(王京)指出，晚會的主旨是用藝術的形式讓參加者感受到天安門母親的痛苦和恐懼；感受她們團結及突破困境的過程，並重新檢討六四與我們個人的關係。
是次活動的另一個特式，是整個晚會除以中文進行外，更會加開另一場以英文進行。她指出六四事件不單是香港人應該關注的，外國人也應關注，而活動信息的基督教意味不太濃厚，因為爭取主是每一個人應有的行動，而不是只限於基督徒。
| 六四「後繼有人」 六四是不能忘掉的事，有人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去懷念，有人則讓六四「刻骨銘心」地表達出來。九七年六四，有報章報道一名港大學生李同學為悼念六四，忍痛削髮剷青，並在頭髮上剷出「六四」的字樣。當日的李同學，今天已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中學助理幹事李奕惇，亦是一名牧師的兒子。
李奕惇認為，其實六四是一件很有福音性的事件，讓我們能反省如何去使用我們的生命。「六四學生的精神是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那麼我們能為別人付出多少呢？耶穌為世人付出也是同一個犧牲的精神。」他說自己不斷反思這個問題，對他的改變，是認清了信仰的生命是要先為他人付出，先站在別人的立場去考慮，例如某人吸煙必有他背後的原因，不要被第一眼的負面的感受而對別人判定了一個負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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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當年是回歸前最後一次六四，大家都擔心這可能是最後一年港人能公開進行悼念六四的活動，因此他希望能把握這次機會，用新穎的方式表達他沒有忘記六四的信息。他偶然想到美國一些籃球隊員喜歡在頭上剷字，於是便靈機一觸，找理髮店替他在頭上剷了「六四」兩個字。經過這次，他發現原來不是每間理髮店都有剷字服務，因為他找了三、四間才有一間為他剷字。
九七年有李奕惇，今年則有阿公，因為他的頭上也來一個「64」剷字。當記者問他知不知李奕惇已有先例的時候，他卻一臉惘然，因為他不是一個跟風的人，他稀有地沒有傳呼機也沒有手電，六四「後繼有人」也只是一個巧合。阿公剷字的原因比李奕惇的來得簡單。他說由於自己在活動舉行前要應付考試，無暇進行宣傳，於是便想到用剷字的方式作宣傳，當有人問及他的剷字故事時，便會立刻向他派發宣傳單張，而當這活動完結後，也不會再保持這標記，因為標記早已刻在心中。
(第六六五期，二ＯＯＯ年五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