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牧師傑瑞科威爾（Jerry Falwell）於二○○七年五月中因心臟病發逝世，他的死訊在北美廣受報道。終年七十三歲的科威爾，其保守而立場鮮明的立場，使他在公共事務的發言被視為基督教右派的代言人。無疑，科威爾正是一位令人愛恨分明的公眾人物，華理克牧師（Rick Warren）高度評價他為二十世紀美國教會的巨人之一，而在信仰與政治課題方面意見相反的華理士（Jim Wallis）同樣肯定科威爾對信仰的貢獻，就是熱切地把信仰投回公共空間裡。
北美教會的倫理思考，一向有所謂「左」、「右」之爭；基督教右派在立場上靠近「共和黨」，而基督教左派則貼近「自由黨」。基督教右派之著名教會領袖有「愛家協會」的杜布森（James Dobson）、「監獄團契」的高爾生（Chuck Colson, 2012年逝世）及科威爾等，倫理立場是反墮胎、反同性婚姻、反對幹細胞移植等，而基督教左派領袖則有華理士、甘普路 （Tony Campolo）與麥拉倫（Brian McLaren）等，積極倡導公義與扶貧、反伊拉克戰爭、關注愛滋病與全球暖化等。近年來，一些福音派領袖已察覺福音信仰毋須是基督教右派，上帝不是永遠站在共和黨的道德立場。
本港教會生態有否美式基督教的左右之爭，自有不同立論，筆者不欲在此討論。筆者的倫理立場有右傾的反墮胎、反同性婚姻、反賭，也有左傾的倡導公義與扶貧、反戰、關注愛滋病與全球暖化等。當然，教牧或堂會不可能事事關心，筆者也是一樣；不同公共課題自有程度不一的參與。
基督徒在公共課題的討論，須承認有限性與接納差異性，切忌無限上綱把異己定性為「左膠」或「右膠」。教會中人對時事的意見，尤其是領袖，辨識與一般關心時事的信徒分別不大，發言討論也有犯錯的可能。科威爾之受人爭議，正因他曾評論九一一事件是上帝對同性戀者與支持墮胎者的審判；然而他發現失言之後，為此向公眾作出道歉，相比之下，本港教牧失言之後大多患了「失憶症」。
基本而言，所有教牧就公共課題的發言，其見解與一般信徒並無分別，不存在發言者本身位置的優越性。教牧身份或職分建立，不在於其時事分析，乃在於「道」的忠實宣講。就以「監察賭風聯盟」為例，筆者發言的身份是此組織的召集人，而牧師身分是其次；我對賭博政策的意見肯定不是絕對的真理。「監察賭風聯盟」內也有非基督徒成員，他們一些見解較我更佳。信仰只為基督徒提供了判斷的原則和參與的動力；同樣對大量同胞來港消費或自由行，我們可就政策有不同的思量與立場，然而我們不能以歧視或侮辱態度對待異己。
正如筆者於面書留言：「繁簡英可共存，粵普英不是問題，問題是定性為一，只可有一個，由我們自行選擇吧！基督徒本身身份必然超越本土派，也不是天空派，我們既在地也能兼容異己。」當我們極度排斥別人，不能接納異己，我們的信仰還有多少「基督」在內 ?
（這篇是二○○九年舊作〈或左或右〉，筆者多謝不同網友於文章發表後的意見，筆者憂慮香港基督教右派正在崛起，○九年還未成形，現今卻甚為明顯。）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