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嶽自從出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後非常努力帶領平機會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筆者相信很多港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及周一嶽，都不清楚類似法律在一些國家帶來了很嚴重的後果。
在英國，同性戀壓力團體在過去十年取得重大法律和政策的改變，藉以推動和實施他們所提倡的新道德觀。《公民伴侶法2004》（Civil Partnerships Act 2004）及《平等法（性傾向條例2007）》（Equality Act﹝Sexual Orientation﹞Regulations 2007）嚴重衝擊婚姻制度，大力推動同性戀在英國正常化及推廣。根據《公民伴侶法2004》，公民伴侶可享有像夫妻的權利，包括可以領養孩子。當時，許多人不知道此法將會帶來的後果例如嚴重衝擊婚姻制度及製造威嚇的氣氛，只是批評同性戀便可能面對警方的調查。Chester教區主教因告訴當地報紙，關於研究顯示一些同性戀者重新變為異性戀者而遭到警方的調查。Lillian Ladele，民事登記員，被迫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只因她拒絕主持公民伴侶儀式。她在法院敗訴而上訴法院亦維持原判。
司法偏見例子
《平等法（性傾向條例2007）》被用作一種武器，去執行同性戀的權利。許多基督徒只因對信仰作出非常簡單的表達，特別是關於性倫理方面，已失去他們的工作，被降級、騷擾或者甚至被捕。因此，許多基督徒不敢開口說出聖經的真理。雖然《平等法》同時提供給予有宗教信仰者和同性戀者的法律保障，但這兩種保障在實踐中經常發生衝突。不幸的是，法院已一致裁定同性戀權利凌駕於信仰、言論和良心自由。這個司法偏見導致許多基督徒被處罰，甚至失去工作。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在英國數年前打比議會（Derby Council）拒絕一對基督徒夫婦Owen and Eunice Johns擔任代養父母，因為他們曾表示不會向他們照顧中的少年人灌輸同性戀的思想。高等法院同意打比議會有權阻止Johnses夫婦領養兒童，因為他們的信仰違反了該議會的「平等和多樣化」政策。英國的平等和人權委員會介入反對Johnses的個案，聲稱恐怕兒童會受到基督教道德教訓的「污染」。
二、輔導員Lesley Pilkington於輔導會議期間，被一名男性同性戀臥底記者偷偷錄音。男記者讓她相信他想輔導，藉以改變他的同性戀行為。輔導會議之後，他向英國輔導及心理治療協會（BACP）提出了控訴，要求取消她的專業資格。雖然她上訴，BACP已通知她仍失去其資深認證的專業地位。
三、Adrian Smith，是房屋信託（Trafford Housing Trust）經理及一名基督徒。他在Facebook發表評論，允許在教會裡舉行同性婚姻是「平等得過份了」（An equality too far）。由於這一段言論，史密斯遭到一名女同志同事投訴。公司認為他行為失當，把他的職位降職和減薪。他向法庭提出訴訟，經審訊後，法官判他勝訴，但只獲賠償九十八英鎊。
四、一些天主教收養機構因信仰原因，拒絕將兒童給予同性戀伴侶照顧而被迫永久關閉。
五、在二○一三年八月，英國一名牧師Reverend Dr. Alan Clifford只因透過電郵寄出兩本福音小冊子（其中一本名為「基督能醫治──給同性戀人士的好消息」）給了一些同性戀人士而被警方拘捕，罪名是仇恨同性戀人士。警方向該名牧師表示， 只要他願意交九十英鎊的定額罰款，就不會被檢控。但是，他堅持清白及拒絕交定額罰款。
在二○一三年十一月尾，一位資深的英國高等法院法官透露他即引退，原因是司法機構內的人員反對他支持傳統婚姻制度。設立婚姻基礎智囊團的保羅爵士（Sir Paul Coleridge），曾接受調查，因為他曾質疑政府為何決定集中推行同性婚姻條例，而非處理「家庭破碎的危機」。這位著名處理婚姻法的法官透露，上述決定主要是由於他對婚姻的取向，缺乏法律界的「支持」。他因為向媒體發表支持婚姻的言論而受到處分──但他認為反應「失卻平衡」。二○一三年七月英國《每日電訊報》網址和二○一二年十二月《時代報》所刊登的文章牽涉到保羅爵士，而他最近收到的正式警告正與此有關。專責處理司法人員紀律問題的官方機構「司法人員品行調查事務所」（簡稱事務所），認為保羅爵士的言論，等同「司法失當行為」。保羅爵士談到同性婚姻時在二○一二年向《時代報》表示：「只是為了0.1百份比的人口而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時間進行辯論，但同時我們卻面臨家庭破碎的危機。」法官在《每日電訊報》文章發表的評論是：「穩定是這遊戲的名稱，而相對而言，亦即是婚姻。」對於事務所發出的正式警告，保羅爵士說：「我極不同意事務所的概括總結，公佈認為我對家庭破碎這嚴重社會問題偶爾發表的評論，又或是對婚姻基礎的公開支持，等同行為失當，並令司法機構聲譽受損。其實我認為事實剛好相反。」他提到「數以百計」的法官害怕公開支持他的婚姻基礎論調，惟恐他們的事業受到損害。筆者認為這個叫人難以相信的情况明顯是受到《平等法（性傾向條例2007）》的影響。
不應主導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
因此，筆者認為平機會不應主導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原因如下：
一、超越權限（超越平機會權限﹝Ultra vires﹞）
參與有關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工作和研究超出平機會的法律權限。平機會只獲授權參與有關現行四條歧視法例的工作。《性別歧視條例》（480 章）、《殘疾歧視條例》（487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527 章）及《種族歧視條例》（602章）賦權平機會從事的工作，只限於與該四條現行條例有關的範圍內。平機會從未獲任何其他條例賦權在其他範圍執行任務或從事工作，包括性傾向歧視條例。因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尚未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之前，平機會就性傾向歧視條例進行研究和諮詢，是越權的行為。
二、平機會為何作為主導？
在全部四條歧視法例中，平機會只擔任被動的角色。政府在未成立平機會前已制定《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平機會是由《性別歧視條例》成立的。平機會設立的初期，乃由這兩條條例賦權工作。至於《種族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是由香港政府進行諮詢。政府（而非平機會）進行諮詢便推行立法工作。立法實行後，平機會曾就該立法規定的實務守則進行諮詢。直至現時為止，平機會最多只曾就實務守則而非法例進行諮詢。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平機會主導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中採取主導，表示平機會並非不偏不倚，而是對同性戀運動壓力團體存有偏袒。
三、平機會的調查
在二○一三年九月廿三日舉行的平機會公開論壇上，大會要求參與人士填寫一份調查表格，詢問他們是否同意平機會「三年進取計劃」中的五項優先次序。
該五項優先次序是：（一）檢討各歧視條例；（二）為各性別少數社群／同性戀群體謀取法律保障；（三）為少數族裔學生謀取平等教育和就業機會；（四）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謀取平等教育和就業機會；（五）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方針以解決殘疾人士的需要。
筆者要求平機會就這項調查公佈結果，就是有多少百份比的參與人士同意平機會參與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工作。此外，調查結果應附有每項實質答案的副本。如果平機會不願公開調查結果，認為參與人士不能公平代表香港的市民，那麼為何平機會要開始這樣調查？如果平機會不願公佈調查結果的原因是：結果顯示一個較高百份比的人士不同意平機會參與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工作，那麼這便是行政失誤。
四、真正歧視個案的任何精算數據
平機會是否有任何同性戀者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真實個案？如果有，應將它公開。如果沒有，平機會為何花費納稅人的金錢鼓吹設立一條法例，而並無統計數字證明有此需要？
五、年齡歧視
平機會應鼓吹設立年齡歧視條例而非性傾向歧視條例。年齡歧視確實更需優先處理，因為研究顯示影響的人數極高，而且有關年齡歧視的基礎工作已大規模完成：（一）一九九五年：立法局成立年齡歧視工作小組；（二）一九九六年：政府發出年齡歧視諮詢文件；（三）二○○○年：勞工處發出「有關年齡歧視給僱主的指引」；（四）二○○一年：教育及人力局進行「年齡歧視調查」；（五）二○○六年：Kelly Services進行全球年齡歧視調查（包括香港在內）；（六）二○一二年：平機會進行醒覺調查，提到有關年齡歧視的問題。
既然就年齡歧視問題已進行如此大量工作，平機會為何不先爭取制定年齡歧視條例？依筆者的意見，平機會顯然弄錯了緩急先後的次序。
六、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將最終導致制定同性婚姻條例
在英國、歐洲、美國和加拿大，類似性傾向歧視條例制定後的五至十年內，同性婚姻條例亦已制定。因此，如果香港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可預料的是同樣香港在短期內亦會制定同性婚姻條例。但香港人並不支持同性婚姻。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定必導致制定同性婚姻。我們應該阻止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以防止出現同性婚姻。
七、參考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和香港相似，亦是實行普通法和具有亞洲人價值觀的國家。新加坡大多數市民，正如香港一樣，都是華裔人。我們對傳統婚姻意念相同，就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因此，我們應學效新加坡不予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而非跟隨西方國家，因為它們的道德觀念與香港不同。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平機會其實應該做的，就是集中力量修訂和改善現行四條歧視法例，而不是主導爭取制定性傾向歧視條例。
（作者為法學博士）
編按：部份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