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教會
今早某書室來電，問我有沒有收到我兩個月前申請的優惠咭，之後又問我是否可以去九龍灣取。實情是我一個月前曾上門問過優惠咭是否已經辦妥，而我申請及要求取咭的所在地，都是在太子分店。最後他說會將優惠咭送去太子門市。收線之後，心裡有點納悶，我覺得欠了一句「對不起，我們弄錯了」。
害怕承認錯誤，可能跟怕負責任有關。學期末學生單單因為不滿成績上訴甚至投訴老師教學有問題，已成為兼職老師的夢魘。又，報上說有團體協助市民上告政府，說申請公屋已經超過六年，政府沒有實踐三年安排公屋的服務承諾。市民要求政府賠償三年租金差額以及身心負擔（http://tinyurl.com/msdmst6）。當然某些抱著「自食其力」教條的人又會出聲，說社會資源不容濫用，又會說這些團體借事出位。但是請注意今次要處理的，不是甚麼人才有權申請公屋，而是政府承諾有沒有落實的必要，以及沒有落實的承諾，帶來市民的負責，政府有沒有責任補償。不願意承擔責任，於是出現了進化又進化版的「語言偽術」。
不肯認錯，有時是為了維護形象。政府在上世紀提出服務承諾，提高行政效率，一洗殖民地時代「拖字訣」、「部門互相推搪塞責」的印象，要多得政權移交，英方為了自己的名聲，中方為了穩定交接，一起在政治上宣傳「香港公務員是世界一流」的神話。事實如何？土地、建屋、福利、民生等等政策的實施，甚至在政府政策文件的水平如何，可算是有目共睹。單舉一例，就是第一屆通識教育科的師生，因為教育局沒有將中六公開考試前放假的學習時數減去，錯誤算多了九十小時，要三千多老師六萬多學生在中五升中六的假期硬迫加班，至今未聞教育局對老師及同學有何道歉或補償。其實「香港公務員世界一流」只是沒有民主認受的特首取悅公務員的管理手段，對政府的反思力、公務員的個人成長、香港市民等等都沒有實質作用。
「認錯」尋求真相，還受害者尊嚴與損失，更理想的是指向社群關係的重建。《反抗就是罪名》有一個訪問，訴說他以及他身邊好幾個囚友都有冤情（頁46-47），看來法庭所應許的公義，雖然有權力叫某些人接受裁決，卻既不一定能讓「加害者」心服，也未能叫「被害者」得到實質的補償，更談不上促進兩者和好。
曼德拉逝世，大家除了關注非暴力問題外，更值得香港人關注的，是他與杜圖大主教等領袖推行的「真相與復和委員會」，在南非實施了近半個世紀多的種族隔離政策之後，社會很多人受了很多的苦。曼德拉政府沒有漠視受苦者，更加沒有叫他們忘記不幸，但是也沒有將所有加害者掉進監牢或地獄。真相與復和委員會有比以公權力進行報復更為高尚的目標：「達成國家的合一、人民的和解，與防止嚴重侵犯人權之事的重演」（陳南洲：〈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評介與神學省思〉，《玉山神學院學報》，16期，2009年6月，頁12-13。）而達致這個目標的方法，包括「調查種族隔離政策實施期間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真相，讓受害者或其家屬有機會公開陳述來揭露事實及其經歷的苦難，並設法賠償受害者，回復受害者的公民權、人權，與人性的尊嚴；同時，也給予那些願意坦承侵犯人權之所有事實的加害者大赦。」雖然有評論認為實施時不如理想，但比起處理二戰後的「紐倫堡模式」（同上，頁15），是一大躍進。
重視「修復式正義」的群體，相信在抓出犯錯者及指出他們所犯的規條以外，營造可以建立良好關係的環境，才是處理比如校園欺凌等侵權問題的良方。台灣「修復式正義連線」博客，轉載了很多相關的資料，其中一段「紐西蘭修復式正義記錄片──Ⅰ青少年犯家庭親族會議」以視訊的方式紀錄了一個青少年案件如何進行（http://restorativerights333.blogspot.tw/p/blog-page_8244.html）。
這類型的調解會議，讓加害者及受苦者面對面，在協調員的幫助下，訴說受苦者的痛、不公義及種種人為的不幸。加害者可以澄清，也可以辯解，更多的是潸然淚下、承認過失、面對自己行為引起他人實質的痛。大家為過去的錯誤商議一些補償方案，可能是金錢，也可能只是承認「我錯了，對不起！」。有些美麗的故事結尾是來一個抱頭痛哭。這是「修復式正義」，使破裂的關係可以修補而不失公義，使不義產生的傷害不致被遺忘。
是時候搖個電話找董建華、曾蔭權討論香港的真相與復和委員會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