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中葉，有一股強而有力的神學思潮在歐洲大陸翻動著，這就是著名的辯證神學運動（Dialectic Theological Movement〔Revolt〕）。今天一般強調「福音」的教會並不了解亦不注重這段歷史，這亦解釋今天思想界和教會界之間有著很多不必要的誤解（爭議）的原因，一方面這令「基督教的思想」大大滯後，另方面亦令教會的傳統（基石）在現代性（modernity）劇變中旁落分裂（世俗化），這都是不應當的。得不到思想上的支掌，結果當然是「雙輸」（兩敗）：思想（信仰）多元散亂，體制（權力）震盪不斷。難怪在思想界有流傳稱辯證神學（巴特神學）為「新正統」（New Orthodoxy）的說法，這當然可圈可點。本文旨在可以稍稍淺介這段重要的現代思想歷程，讓信仰者可以更明白現代神學中的真理點滴。
辯證神學之所以可稱作運動（甚或反動〔revolt〕）不單單是指到其思想上的巨大反響， 事實上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二次大戰其間， 辯證神學的「思想──辯難」一直沒有停止過。從歷史處境看來， 辯證神學的政治性因素是充足的， 其辯證性是與「時代之間」（Zwischen den Zeiten） 1的呼聲緊緊相連的，與其說辯證神學只是思想運動，不如說它是時代交付神學家對世界和時代改變的回響， 絕對帶有強烈的政治（處境〔context〕）色彩。
提到這神學的思潮的發生， 不得不提由十八世紀進入十九世紀興起的「自由派神學」（Liberal Theology）。 巴特（Karl Barth）是整個「辯證神學運動」的主要人物中最重要的代表，起源於他發現他的大部份的老師都簽字支持當時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政策，他們卻都是巴特接受神學訓練時尊敬的老師們和當時得令的自由派神學家。這令巴特決心重新檢視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走過的自由派（思想）之路。十九世紀的神學思想可以說是西方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繼承者，自康德（Kant）和笛卡兒（Descartes）以後，其強調科學、理性與感性、道德和歷史研究等的進路本來影響著巴特，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其間巴特卻醒悟發現到當中隱含著對正確「信仰和聖經」信息的嚴重違背，巴特神學一直認為，自由主義那種強調「人類（知識）中心」的傾向雖然以「神學和宗教」形式出現，卻令巴特深深注意到宗教和思想家（教會和神學家）與權力（人的慾望和罪性）有著不解的聯合。因此，巴特從這時期開始重新檢視信仰與思想之間緊密卻隱秘的關係及其對歷史（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
辯證神學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形成， 並且組成了自己的學術圈子， 影響深遠。 曾經參與當中的神學家除了巴特以外， 著名的二十世紀神學家亦包括高嘉登（Gogarten）、布特曼（Bultmann）、蒂利希（Tillich）和天主教神學家布龍納（Brunner）等人。 辯證神學的其中一個關注點是「上帝話語的神學」（Theology of Word of God）。 巴特強調：「上帝的話」（Word of God）與人的話（word of Man）是有著「本質上」的分別的， 他引用丹麥哲學家祈克果（Kierkegaard）的理解， 認為人──神之間有著「無限質的差異」（infinitiv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 他後來甚至以此為前提大力攻擊天主教神學基礎傳統──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和相關的類比（analogy）原則，這可以說是上世紀基督教思想界一場重要的陣地戰。若然沒有巴特，神學、基督教甚至歐洲戰後的文化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後來巴特得了當時歐陸哲學界的「諾貝爾獎」──黑格爾獎，不是沒有理由的。辯證的意思在此當然亦有德國大哲黑格爾（Hegel）的「正──反──合」的意思，即辯證神學是對十八至十九世紀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神學發展提出嚴重不滿和「否定」（反）的一個標誌，當他的《羅馬書注釋》出版後，即時引起了當時他的老師哈納克（Harnack）等自由派的大力批評， 認為他違背「科學和歷史法則」，批判他是唯靈論主義者，甚至有人將巴特與早期教會的異端馬克安（Marcion）相提並論。辯證神學運動一直發揮影響力直至二戰爆發，巴特當時因為公開反對納粹而被免去大學教職及後亦被驅逐離開德國，最終返回自己的老鄉瑞士，卻一直沒有離開歐洲。
巴特一直強調的不單單是「神學思想」上的抗爭，實質上巴特等辯證神學家一路駁斥的是德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擴張及野心，他們甚至認為神學家和教會對希特拉（Hitler）後來的暴政應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故曰，辯證神學運動是名符其實的一場「神學──政治」思想運動。納綷上台後，巴特起草「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嘗試公開團結教會，強調耶穌基督是世界和教會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中心和基礎，以抗衡納粹的「反猶政策」對基督教會的打擊和分裂。而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群體亦同時建立起來，在當時危急的政治現實中，與當時靠攏納粹的德國的福音教會分道揚鑣。辯證神學運動不但改變了後世的神學及基督教思想直至今天，作為歐洲文化的思想遺產，在某程度上它更有助改變了德國和歐洲戰後的政治和文化面貌。
從思想史的層次看來，辯證神學運動說明，思想家（神學家）在國家政治以至群體（教會）實踐的重要角色和責任。二十世紀的新政治神學發展絕對有辯證神學的背景。二十世紀在巴特辯證神學的脈絡中發展的思想家不計其數，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潘霍華（Bonhoeffer）及當代著名政治神學家莫特曼（Moltmann），他們都在巴特神學的影響下發展出實踐性較強的神學思維，強調了建立「上帝國」（Kingdom of God）人應有的責任和勇氣。 而巴特派（Barthian）之中，最為赫赫有名的發揚者，可數當代德國新教神學家雲格爾（Jüngel），他承襲了巴特強調「啟示」（Revelation）和三位一體論（Trinity）的思維框架，為歐洲教會和神學文化奠下堅實的基礎。 無獨有偶，當代德國新教神學三巨匠（莫特曼、潘能伯格、雲格爾）的思想中，都非常強調「三位一體」之論說，足見巴特（辯證神學）承襲優秀傳統的學養及其巨大影響。至於巴特是不是一個「政治神學家」，就當是眾說紛紜。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