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筆者曾有幸在一次民間論壇的場合，與禤智偉教授同台討論陳雲教授的「城邦論」，受益非淺。如今，禤教授在《時代論壇》的大作〈國教爭議遺留的三條問題〉，對於香港教育愛國不愛國、屬靈與世俗的討論，本質上還是那次討論的延續，故再次野人獻曝，恭請教益。
（一）無論愛的是甚麼國，都是國族想像
禤教授提出「因此單單愛國家的山河大地、歷史文化、黎民百姓，不等於愛國。一個外國人也一樣可以熱愛中國，但除非他歸化成為中國人，他不能說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也因此，愛國和認同政權，是分不開的。」此論啟發了筆者，讓筆者先對現有主要的「愛國論述」作一疏理：
一、愛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例如說共產黨令十三億人溫飽，已經值得擁護的說法；
二、愛城邦的香港。例如說香港是比新中國更早存在的城邦，本身既具有主體性；
三、愛「大中華」或「文化中國」。此說法就是說要愛國家的山河大地、歷史文化、黎民百姓。避開了愛不愛共產黨領導的議題，或者補充了城邦論的現實不足。
如果以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切入，現代國家、民族等共同體概念，其實都是被人們共同想像出來而形成的，文化傳承、種族血緣、統治政權等等，都只是不同論述的宣導者，用來建立他們的國族想像的素材而已，他們各自選擇性地篩選，從而形成不同論述。
（二）由愛國主義到普世價值
按這樣的進路推論，不難發現「愛黨國」、「愛城邦」還是「愛文化中國」，其實都離不開現代主義臼窠的五指山。
現在，普遍有一個說法，認為「普世價值」與「愛黨國」、「愛城邦」、「愛文化中國」等國族想像對立。一如禤教授提出的「普遍的世界公民的身份，必然地是與特殊的國民身份格格不入。」（當然，「愛城邦」和「愛文化中國」論者則提出反駁，或認為本土身份與國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的本質相同，或認為三者間存在著循序漸進的關係）。
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現代主義的本質，便會發現其中的「線性時間觀」所描述的、人類由封建到自主、由蒙昧到民主、自由、平等社會進化論神話，正正就是「普世價值」萌芽的溫床。現代主義不但催生了「愛國主義」，也催生了「普世價值」。換言之，「普世價值」與「愛國主義」本來就是一丘之貉，只是品種不同而 已。
（三）反世俗化的宗教，還有另外的出路嗎？
問題的癥結在於，當「線性時間觀」取代了「彌賽亞時間」，當現代主義的世俗化浪潮，將靈性、宗教逐出了公立教育、政治體系之後，宗教本來就成為現代主義賴以定位自身身份的對立面──宗教是蒙昧時代遺留下來的幽靈。
因此，當各宗教、各教會就「愛國」發表於主流相合的論述時，會被視為呐喊助威的啦啦隊；但只要涉足社會議題時與「普世價值」略微相抵牾時，宗教隨即被打為 「右派霸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爭議即是一例。說白了就是，宗教肯乖乖地當「現代主義」的打手，世俗還可容你丁點立錐之地；企圖與現代主義、世俗化爭一日之長短？門都沒有。
禤教授提出「宣認耶穌是主的基督徒，可以成為不折不扣的愛國者嗎？我們可以同時事奉兩個主，雙重效忠嗎？」筆者先前在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議論時（〈為甚麼不把凱撒的「同性戀歧視立法」還給凱撒？〉）就已經作過類似探索，結論是教會內信徒，按聖經而言大多不會認同同性戀，因此，同性戀立法只是干涉到教外的人，那不如依使徒的囑咐，留給教會外的人去決定吧。
如今，筆者希望在此基礎上，探索宗教在現代主義世界中的出路──喬治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認為，基督降臨令教徒進入了仍在世俗時間之中、但同時具有脫離性的「剩餘的時間」。筆者認為，正因如此，教會應擴大其佔有地，爭取令更多人的生命進入「剩餘的時間」，從而截斷現代主義線性時間觀和世俗化對人們生命的控制；而不是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嘗試左右教會外世俗人的社會價值觀。
（四）總結
耶穌囑咐將福音傳遍地極，筆者的理解是要使天下人成為基督徒，而不是將天下間世俗人的社會價值觀，都改為天國的價值觀。（當然，如果天下人都成為基督徒，地上奉行的自然都全是天國的價值觀）除此之外，另外的理由是（借陳雲一句）realpolitik，在現代主義的進擊巨輪之下，各宗教要直接進入公共領域、試圖干預世俗社會的價值觀，無疑都只是螳臂擋車。
（作者為中山大學宗教學博士）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