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斯諾登（Edward Snowden）事件正好說明香港處於網絡世界的極其策略性位置。在每日生活中，我們透過「流動裝置」（mobile device），更方便、更快速地與人交往與結連；我們同時又要受制於資訊科技，面對私隱受侵的極有可能。無論教會領袖喜歡、討厭或懼怕與否，我們所牧養的信眾正廣泛使用這些媒體交往，而明智的工具運用，確實有助我們的領導與牧養。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這個名詞，至今仍未有統一的中譯，有譯為「社群媒體」，或指為「社會媒體」、「社交網絡」等。大多港人愛用的「社交媒體」，包括臉書、谷歌、whatsapp、YouTube與微博等。毋庸置疑，我們正生活於網絡世界之中，本地六成人口普遍使用智能手機（全球第二滲透率高的地區，預計數量不斷提升），港人已有五成人口（380萬）使用「臉書」（Facebook），以人口比例計算，排名為亞洲第三（2012年）。按2012年統計數據，一半臉書使用者日日登入，平均至少三次，總時間為廿三分鐘。
「社交媒體」不僅是網絡工具，促進我們互相結連與分享，更體現一種不斷創新的文化範式，與過往有所不同。資訊發放已不再是主流媒體所能操控，發放方式已不再是印刷宣傳品，再郵寄至受眾；活動主辦者隨時即興地因應事件，於臉書自建群組，廣發邀請，就能結集成事。
當我們搜集與分享資訊有所轉變，這帶來人們對事物的觀感亦隨之轉變。「媒體事件」可以迅速爆發，也同時轉瞬即逝，還未曾消化與思考，已於媒體消失無蹤。大量資訊的湧現，有時真假難辨，知識漸變得「零碎化」與「表面化」，深入的反思越來越困難。 網絡一代的文化特色，標榜平等與開放，人人自主表達，喜愛「二次創作」或「改圖」。
本港華人教會使用臉書甚少；美國巴拿研究中心 (Barna Research Group) 分別於二○一一年及二○一三年就美國教會使用社交媒體進行調查，發現堂會使用臉書由二○一一年的57% 上升至二○一三年的70%，而教牧則同期由59% 增長至66%。二○一一年，51%教牧相信社交媒體構成堂會未來兩年事工的重要部份，至二○一三年有65% 教牧持有這樣的看法。
就筆者觀察，本地堂會開設臉書戶口甚少，而教牧使用臉書估計少於五成以下。牧養青少年的教牧較多使用社交媒體，而堂主任的使用率很大可能低於整體。美國Christian Theological Seminary一項關於「新媒體企劃」(New Media Project)，調查顯示年輕教牧在職事方面應用社交媒體 (2011年) ：
與不同群組溝通 | 78% |
宣傳與推廣活動 | 48% |
保持來往 | 27% |
教牧關懷 | 18% |
青少年事工 | 18% |
整體而言，本地整體教會 (包括堂會、機構、神學院與差會等) 對新媒體存有戒心，多於善用工具與事工結合。按筆者理解，「社交媒體」背後的開放與平權文化，容許創新與犯錯，不要控制等，正與傳統華人教會文化有所碰撞。特別對不少不習慣網上平等討論的教會領袖而言，我們慣於高高在上進行教導，「社交媒體」文化是不太認真與嚴肅的互動，人人可表達意見與立場。就一些議題的評論，「臉書」就像市集的公共空間，或校園內可表達意見的民主牆，教牧毋須過度討厭或懼怕，間中有不禮貌的意見，平常心看待便可，間中聽到或看到刺眼的，也不要小題大做，弄得不好，就帶來輿論譁然 !
（整篇文章刊於七月《使命與領導》第28期，在此節錄部份內容。）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