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傾向歧視立法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討論。認為須要慎重考慮的一方，憂慮立法後會出現嚴重的「逆向歧視」，侵蝕香港其他的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並將肯定同性戀的洗腦教育帶進校園。這樣的憂慮其實並非杞人憂天。筆者過去二十多年在加拿大所見證的，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法律上的轉向
一九七九年，加拿大人權委員會（The 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年度報告中建議將「性傾向」放入加拿大人權法（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中。在往後的多年裡，雖然在社會上不時有爭議，但由於有關法案一直未獲通過，公眾在有關問題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和言論自由。
直至一九九六年，聯邦政府通過C-33號法案，將「性傾向」放入加拿大人權法中，事情就有了很大的轉向。（二○○四年的C-250法案，更授權司法部可以歧視同性戀為罪名，作出刑事檢控。）在跟著的數年內，同性戀者以加拿大人權法中「性傾向」平等為由，取得跟傳統一男一女婚姻的社福保障。二○○二年七月十二日，安大略省省級法庭更以違反加拿大人權及自由憲章為由，裁定傳統一男一女婚姻違憲，「同性婚姻」乃合乎加拿大人權法。二○○三年六月十日，安省上訴庭維持原判，認為加國法例應容許「同性婚姻」。一個月後，聯邦政府宣佈著手引進「同性婚姻」制度。二○○五年七月，國會通過C-38號法案，「同性婚姻」得到承認。
承認「同性婚姻」、傳統一男一女婚姻定義瓦解、「性別界限」被拆除後，傳統婚姻的「數目限制」亦開始被挑戰。在二○○六年初，聯邦司法部門公開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加拿大的法例應該容許「多元婚姻」、「多夫多妻」。該報告是聯邦司法部門撥款資助，被視司法部門試水之作。雖然當年的公眾反應欠佳，司法部門未有進一步的建議，但已揭開了「多夫多妻」的可能性。另外於二○○七年一月，安省上訴法庭更裁定，一個六歲男童可有一個爸爸兩個媽媽：爸爸是生父（biological father），一個媽媽是生母，另一個媽媽則是生母的同性戀人（a lesbian relationship）。生父有出精之功，有血緣關係，而生母的同性戀人常常照顧男童，故法庭認為理應在法律上有「平等」待遇，得到「母親」的名份。這類型的裁決，在在挑戰傳統婚姻和家庭模式。
順著人權法中「性傾向」平等的精神，有國會議員更提出要將「心理性別身分」（Gender Identity）與「心理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放入加拿大人權法及刑事法之中的C-279號法案。「心理性別身分」是指個別人士對自己是男人或女人的概念，心裡覺得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心理性別表達」是指一個人透過行為、說話、衣著或舉止習慣去令其他人知道其心理性別。例如一個男人穿了一條迷你裙，這個造型就是告訴人他其實心理上認為自己是女人。而不論是「心理性別身分」或是「心理性別表達」，最麻煩的地方是「心理性別」可以是一種完全主觀的決定，有心理性別轉變傾向之人士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以主觀地聲稱自己是男人，下一段時間又可以改稱自己是女人。如果C-279號法案獲得通過的話，一個男人只要聲稱這一刻覺得自己是女人，理論上就可以受人權法保護，自由出入女廁和女性更衣室。表面上是保障有心理性別轉變之人的人權，實際上就大開女性受性騷擾之門。這樣的法案看似荒謬，而順著「性傾向」平等的精神，卻已於本年三月二十日在國會下議院中三讀通過，並將提交上議院審核。
自由空間上的轉向
將「性傾向」引入人權法的另一大轉向，乃社會人士在有關爭議上的討論空間迅速收縮。不少關注傳統婚姻和家庭的市民都感受到壓力。例如在卑詩省的 The B.C. Vital Statistics Agency，於二○○四年三月卅一日起，指令所有持牌證婚人要為同性戀人士證婚，不然就要選擇辭職。一個注重傳統婚姻和家庭的持牌證婚人，在這指令下，就只有選擇放棄工作一途。
另外一些持守傳統婚姻和家庭的團體，如學校、教會都被逼面對法律訴訟。同性、雙性戀組織大肆向學童宣傳同性、雙性戀思想，將家長的聲音標籤為「有歧視性」而摒諸校門外。例如一活躍的同性戀組織 GALE BC 在校內的宣傳材料“Counselling Lesbian and Gay Youth”中明言：老師絕對不能接受「只有異性戀是正確的性行為」的態度，對同性戀一定要完全接納和認同，就算寬容但不認同也是「恐同症」。
將「性傾向」引入人權法後引致的「逆向歧視」現象，已令加拿大宗教自由的土壤不斷受到沖擊。這個問題甚至引起聯合國的關注。二○○五年三月四日，來自加拿大的金基斯（Chris Kempling）博士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了一個有關加拿大宗教自由狀況的演說。當中指出在加拿大這塊標榜人權和自由的土地上，有信徒會因為堅守信仰立場而失去工作；生意被逼結業；面對巨額罰款；或被逼支付龐大的法庭訴訟費用。教會、有信仰背景的學校、或其他信仰或文化群體，亦因持不同於同性戀運動的立場而遭到多方面的挑戰。這些都不是想像中有可能出現的狀況，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性傾向」問題，跟種族、殘疾、家庭崗位、性別歧視等問題不同，在道德倫理上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對家庭、社會、以至下一代的影響，都有可探討之處。但在目前氣候下，一個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議題，嚴重缺乏討論空間，逆向歧視隨處可見。
以加拿大經驗為鑑
以加拿大的經驗為鑑，將「性傾向」放入人權法，確是開了一道窗戶，令傳統婚姻家庭這健康社會的基石被直接衝擊，令更多小眾的性解放運動（如「同性婚姻」、「多元婚姻」、「心理性別身分」）登入，對社會大眾造成困擾。為保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及新一代的成長土壤，香港在此議題上宜非常謹慎，從大處、從長遠著眼，尋找更穩當的出路。
（作者為溫哥華時事評論員，移居加拿大港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