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大陸的「新興宗教」，法輪功的出現及其在中南海的萬人示威事件，顯然將黨國近年在處理宗教事務上，未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問題，進一步浮現出來。
法輪功的特色，在於其屬於「非宗教的宗教」的特殊形態，利用其「非宗教」的外觀，突破了傳統宗教的限制，得以廣泛發展。打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非政治化洗禮，各大宗教也有著長足的發展。但是，我們仍不能否認，各大宗教（包括增長最明顯的基督教）基本上都是在社會的邊緣群體（主要是農民）中有較明顯的增長。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由於長久以來的無神論教育的影響，他們一般均對宗教持負面的態度，即使其中有人欣賞個別宗教的教義，但他們也盡量與有關宗教活動保持距離，並在公共領域中保持其「中立」立場。
由於法輪功擺脫了一般制度宗教的形態，特別是以氣功修煉來作為吸納學員的途徑，因而較能廣泛地在城市中傳播，也較易吸納不同背景的人士參加。特別對不少在職的幹部而言，皈信某宗教不僅與其黨員身分相衝突，也大大影響其「工作」前途；相反，成為法輪功的弟子，便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大法標榜「真、善、忍」的終極關懷，使學員在不參加任何宗教組織的同時，亦可滿足其宗教需要。筆者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發展，在在增加了人們新的不確定感，當傳統大宗教因著種種原因而未能處理城市人的存在困惑及不確定感時，類似的新興宗教將擁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挑戰管理合法宗教的架構
從黨國的立場而言，新興宗教的發展，未嘗不對沿習已久的宗教事務框架構成挑戰。打從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只給予五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合法地位，並通過相應的愛國宗教團體，作為黨國控制宗教事務的機制。筆者曾經在另文指出，近年各類民間信仰活動及現象的「復活」，以及新興宗教的出現，正是對這種確定合法宗教的管理框架的挑戰。（詳參〈試論中國宗教立法的兩個問題〉，收《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一九九九）
其實，在今天中國社會的不同領域裏，仍不存在獨立於黨國控制的「民間組織」。所以，法輪功初興時，便須「掛單」於官方認可的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之下，並以健身氣功的名義招攬學員。當九六年底研究會註銷了法輪功的會員資格後，法輪功也曾向民政部申請獨立註冊登記，未果。最後，李洪志在一封給北京老學員的信中，便說：「如果不能夠獨立註冊，那就還像原來一樣，群眾自發地學法、煉功，沒有組織，自願參加晨煉」。
法輪功的信徒雖眾，但卻沒有有形的組織系統（所謂「大道無形」）。所有「煉功點」、「輔導站」都不存錢存物，沒有弟子名冊，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及組織章程，也沒有入會形式。煉功者來去自由，以口傳口，以心傳心。（曾有在山東的信徒要求建廟，也遭李洪志以與大法無關而反對）不過，雖然法輪功沒有可見的組織系統，但是學員間的連繫卻異常密切，其傳遞信息的果效，絕不容小覷。同時，「中國法輪大法研究會」實際上已扮演著指導全國弟子弘法的角色，甚至在網上設有「法輪大法公告欄」，發佈各項消息及指示，儼然成為「全國總會」的領導組織。這次上京示威更證明其驚人的動員及組織能力。
動員組織力惹官方關注
法輪功的出現，說明了在傳統宗教外，新興宗教具有不容忽視的發展空間。大法信眾的示威，反映出他們對自身被斥為「邪教」的憂慮，也說明了在現存的黨國─社會關係脈絡中，未能將法輪功予以歸類而帶來的困擾。這相信是法輪功信徒不能接受批評的關鍵所在。在自由社會中，不同的意見可以充分表達，但是在中國，邪教、偽科學、附佛外道的指控，往往很容易成為黨國全面取締的口實。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在四月廿七日的談話，正好反映出黨國對事件的立場：一、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各種練功健身活動；二、允許不同的看法及意見存在；三、聚集中南海是完全錯誤的行為；四、政府會依法處理借練功之名危害社會穩定的活動。
表面上，黨國對事件採取了低調的冷處理，其關懷的是法輪功的發展會否危害社會穩定，對於這趟「完全錯誤」的聚集事件，也沒有予以追究。不過，由於法輪功所表現出的組織力量，事實上已構成對黨國統治的威脅。所以，黨國今後勢必密切注視法輪功的發展。筆者同意台灣《中國時報》的評論，法輪功的「無」的組織結構類似空氣和水，中共以「有」形之手無法對之實施有效的控制。但是，事件已逼使黨國進一步思量如何監控這種實際上已屬結社的組織。從種種跡象看來，黨國不會給法輪功予合法化的地位，但是，任何取締或打壓的手法，又勢將挑起更多的矛盾。黨國與法輪功這種具勢力的新興宗教今後會如何互動，肯定對中國政教關係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三之三，系列完）
（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六一四期，一九九九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