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筆者出席了安格拉布倫頓博士（Angela Brenton）一個關於「饒恕」的研討會，布倫頓博士在許多基督教大學教授解決衝突之道，她是一位基督徒學者，所以其信息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她呼籲我們面對邪惡時，應作出無條件的寬恕，她舉的例子也很耳熟能詳，如南非的曼德拉和杜圖主教。

　　離開演講廳後，我仍然很困惑。統計學和心理學的訓練促使我考慮確鑿的證據，而不是僅僅幾個例子。在基督教的圈子裡面，關於寬恕的辯論已重複過不少次：例如九一一之後，許多基督徒作者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是缺乏愛心與寬恕的表現；而同樣的批評見於去年美國海豹特擊隊殺死拉登之後；早前的激辯則環繞在前民運領袖柴玲公佈寬恕六四的劊子手。

　　單方面、無條件的寬恕可以解決世界上的衝突，並最終能夠停止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嗎？我認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解決方法，或許可以對此揭示一些亮光。囚徒困境是一個博弈論（Game theory）的難題：兩名同夥的疑犯被警方逮捕，警方並沒有足夠證據來檢控其嚴重罪行，但有充份的輕罪材料去起訴他們，警察給了兩個嫌疑人同樣的選擇：坦白招認嚴重罪行（出賣同夥），或者保持沉默（與同夥合作）。如果警察從其中一人獲取嚴重罪行的證據，背叛同夥的疑犯便可以離開監獄，另一人則將被判十年的刑期。如果他們都保持沉默，他們只會因輕罪而得到六個月監禁。但是，如果兩者都「爆料」，他們會面臨六年的鐵窗生涯。下表顯示了上述的四個可能結果。

　　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許多類似的情況：如果我以寬恕和合作態度待人，但對方陷害我，結果他佔盡便宜，而我則苦不堪言；反之亦然。如果雙方都能愛和原諒，我們當然會快樂無比。如果彼此陷害，這將是最糟糕的情況，我們會被困在冤冤相報的循環中。下表顯示了這四個結果。

　　囚徒困境是一個一次性的交易，但在現實中我們不斷地玩同樣的遊戲，因此後來「囚徒困境」被修訂為「重複的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社會科學家、數學家、電腦學家試圖通過實驗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在概念層面爭論，所以，一些學者曾經舉辦比賽，接受不同的提案，並以最多的理想結果去確定最佳策略。

　　比賽結果顯示，最好的策略之一是針鋒相對（tit for tat），這方案只有四行BASIC程式，它是所有提案中最簡單的一個：第一次是釋出善意，之後跟隨對手先前的舉動：你出賣我，我出賣你；你願意和我配合，我也願意和你協調。一個稍微好一點的策略是「帶寬恕的針鋒相對」（tit for tat with forgiveness）或「你做兩次初一，我做一次十五」 （tit for two tats），它的原理是這樣的：對手陷害我一次之後，在下一步的行動中有時我仍然以德報怨，換句話說，我原諒壞人一次，給他第二次機會，直到對方再陷害我時，我才展開報復，這有助於停止冤冤相報。我想強調的是，這些解決方案是通過幾十年博弈論實驗研究的結果，這結論經由獨立的研究人員核實。

　　不消說，「不斷陷害」和「不斷合作」是錯誤的選擇，因為他們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艾克斯羅德（Robert Axelrod）是博弈論專家，他指出盲目的樂觀主義絕不是成功的策略，有時採取報復行動是必須的，否則壞人會肆無忌憚。這似乎是常識，但是，我們不是經常聽到無條件的寬恕和仁慈是處理衝突的最佳選擇嗎？

　　「帶寬恕的針鋒相對」是一種有條件的寬恕和仁慈，但我看不出這與基督教信仰有任何矛盾。據我所知，聖經不是一面倒地提倡無條件的寬恕，上帝在舊約以及在新約中有兩個饒恕我們的基本條件：悔改和信。布倫頓博士未能在神學上說服我，而回顧世界歷史和檢視博弈論之後，我更懷疑盲目的樂觀能否真的能夠解決困境和衝突，中國有句很意思的俗話：「好心做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