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釣魚島（又稱為釣魚台）成為日本與中國兩國關係的磨心。近日在該海域的對抗更日益加劇。固然爭執的原因是該海域底下的豐富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筆者在這裡所關注的不是雙方如何對抗，也不是討論天然資源這利益問題，而是從寬恕與公義角度去看國家民族之間恩怨和社群中的對化解怨恨的心態。
談及寬恕，聖經多處強調：人人須要常常反省、知罪而悔改，從而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說這是「大善」的表現。所以，大衛王雖然犯了姦淫和主謀殺人罪行，基於他的懺悔，上帝還是寬恕了他。然而，神寬恕了他，並不是等於他不用面對懲罰。雖然神赦免了他，他仍然要受到家散人亡這種懲罰。聖經這件事的指導：政府元首不單為自己常作反省，更要代表國民認罪悔改，這一點在舊約聖經裡表露無遺。
對比日爾曼（德國）民族，大和民族（日本）沒有懺悔文化，以致今天日本政府沒有認真表達出對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侵略中國和二次世界大戰時侵掠東南亞的罪行之懺悔。從日本官方多次否認南京大屠殺、修改有關第二次大戰歷史中對其不利的內容、每年眾多官員到靖國神社遵行參拜儀式，世人可以明白到，骨子裡多數日本人不覺得要為在中國和東南亞殘殺了千萬無辜而懺悔！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本有好機會要求日本為了屠殺了千萬中國人而追討它付上責任，要求日本作出賠償。然而，當時執掌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委員長基於以德報怨的想法而沒有追討（固然，當時中共壯大的挑戰使他無心和無閒遐去向日本追討也是事實）。有說法認為由於蔣公是基督徒，所以寬恕了日本，因此不再追討。即使這是事實，筆者也不認同這種處理手法，我的立場可以從剛才談到大衛王的例子去了解。就算日本認罪也不能免除其賠償中國的應有行為。
從近來日本政府的行動和言論可以看得出：主管日本政府的人忘記了一九四五年中國曾經伸出帶恩之手這回事。
回頭再看寬恕與公義這題目。基督徒（包括代表華人信徒的教會）大多混淆了私德與公義，完全忽略了公共領域之義的彰顯；甚至有基督徒還自以為完全不追討犯罪者的責任是唯一絕對的「屬靈」表現。對此，筆者不能認同。假如教會缺少了公義的教導，就造成不少基督徒自以為眾多人的私德表現就能解決社會問題和拯救世界的幼稚想法。
從啟示錄，我們可以知道上帝沒有在人世間廢除懲罰這回事。人間的惡行，上帝不是輕輕地放過。這是上帝公義的本質。所以，若我們相信地上政府是履行上帝所授與的權柄，那政府就有權去追討責任，以至達到公義的實踐。這權柄可用於社會上和國際之間的爭執上，代表一個國家的政府便有責任和權柄去達致公義的目標。
沒錯，寬恕使基督徒能從憤怒和怨恨中解放出來，這是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教導。作為信徒，我們個人可寬恕自己的敵人和以德報怨。 然而，論到社會和國際問題，基督徒不應只從個人靈性和私德去看問題，更應該以公義角度作宏觀思考而分析問題，因為那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問題而非一個人的事，故此須要顧及到一件事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這是所有基督徒都應該有的觀念，然而，不少信徒卻完全缺乏這樣的見地。
要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可從一九四六年在德國紐倫堡（Nurnberg）和日本東京的國際戰犯法庭，這兩處審判中明白饒恕與公義的關係。一方面，西方盟國於第二次大戰之後願意協助德、日兩國重建，以表達饒恕之心。另一方面，盟國也不遺餘力地起訴日德兩國的推動侵略戰爭的主謀者，為千萬無名的亡魂取回一點公道，以顯出對公義的重視。這兩處的審判足以教導世人如何處理國際間的怨恨。
關於寬恕與公義這個議題，還有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今年六月柴玲發表了一篇關於寬恕的文章引來很多的批評。非基督徒中有認為她的信仰膚淺兼幼稚，她的寬饒更是錯誤地運用。筆者的見解是：作為六四受害者，她有應份的權利和自由去原諒任何曾經傷害她的人，她的饒恕既符合聖經教導，也合乎現今西方社會的個人權利那種邏輯。只不過，正如她後來補充，她自己饒恕那些人不等於那些人的責任就馬上消失、不等於她一定要與對方有甚麼 「復和」的關係。
這正正是每個基督徒都應該認識和明白的重要道理。長久以來，太多信徒被一種不分好歹、不講公義的「認罪悔改、接納和好」模式所困擾。柴玲作出寬恕，我們不能看作她認為所有六四受害者要照樣做是唯一的正確處理方法。人各有感，若你沒有受到傷害，你批評受害人家為何不能寬恕也是不公平的行為。火不燒到肉你會感覺痛嗎？
反過來說，柴玲經歷過那麼大的內心創傷仍然能夠這樣公開表達內心已改變了的感受，可以說，她所作出的是不平凡、難能可貴的寬恕，從她後來的補充來看，筆者相信她對聖經所重視的公義沒有太大的混淆，日後她大有可能再作公告，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編按：寄自加拿大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