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解今日社會充斥著各種暴力？總愛排斥非我族類？今次嘗試以鮑曼（Zygmunt Bauman）及列維那斯（Levinas）對暴力的反省來回答上述問題。
現代性大屠殺：鮑曼的啟迪
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至今仍是當代思想家反省的課題：像德國這樣文明的國家，何以竟有大屠殺這種暴虐行徑？何解集中營的工作人員會無動於衷？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書中指出，大屠殺不僅是一個種族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現代理性文明（modernity）的問題。
鮑曼指出，受理性主義主導的德國文化極力追求秩序與一體，要充份操控社會的秩序，並追求民族血統的純正性，故難以接受非我族類。對德國人而言，猶太人是難以理解的他者（other）：猶太人是無國家的民族，猶太教構成基督教但又不屬基督教。因此，德國人視猶太人為不潔及破壞秩序的「壞種」，最後要藉大屠殺來剷除他們。
鮑曼又指出，理性主義只靠一些僵化的道德程序法則來處理複雜的社會議題，人以為服從法則就是實踐倫理責任，無視人要向他人負上責任才是真正的倫理精神。鮑曼認為要避免大屠殺再次發生，要再思倫理與責任等課題，因此他推許猶太思想家列維那斯的倫理學，以此作為出路。
從形而上暴力到政冶暴力：列維那斯的啟迪
列維那斯是猶太教徒，著有《塔穆德》（Talmud）的注釋。德國入侵波蘭期間，列維那斯的雙親遭納粹黨殺害，令他對暴力的思索極深。他指出，西方人總有形上學的欲望，喜歡問：「甚麼是人及世界？」他們嘗試建立不同的理論，把動態及多樣的人齊一化。這種要將一切知識化的衝動令人變得更自我中心，以為可藉知識完全明白他人，以一己的認知系統及文化來將非我族類歸類，視他人為死物，操控他人，剝奪他人的生存權利，間接孕育了納粹及其它極權主義。
列維那斯認為第一哲學應是倫理學，而不是本體論。他認為西方本體論令人只以理性認識他人，未能令人感應他人的獨特、脆弱及受苦的面容（face）與肉身，容易使人對沒有面容的他者施暴。因此，他建議我們應採用一種以痛苦的肉身者為先的倫理學，以此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從而與他者同行與共苦。
門徒對他者的責任
作為門徒，我們追隨的基督不也是一位為他者的有血有肉生命負上責任、以致捨己的愛者？基督不也是對法利賽人的道德教條主義進行批判、並以愛他人的精神作為律法精神的終極演譯？因此，作為門徒，我們當關注今日香港人對待非我族類（新移民、基層市民、外來傭工）的排斥態度及暴力文化。今天某些媒體為了所謂的香港人利益、秩序及穩定而歧視及排斥異己；他們又或將異己「污名化」，使社會產生「道德恐慌」（moral panic），從而將一些排斥異己的看法及論述合理化，這都是我們今天不能不理的事。
（作者為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前同工，現為浸會大學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轉載自駱穎佳：〈公民門徒講座：暴力與他者〉，《FES通訊》，第423期（2012年1月）：頁3。版權為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有限公司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