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最近在《蘋果日報》版面發表的港人針對內地人士的反蝗蟲廣告，再加上早前北大教授孔慶東「港人是狗」的言論，實令港人與內地民眾增加了不少敵意，這對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產生深遠和負面的影響。本地與內地的人流和物流每年都有雙位數字的增長，就以往年的遊客人次便有二千八百多萬，這對本地零售和旅遊業帶來正面的影響，但因為市場不斷地扭曲以滿足內地人消費模式和需要，影音店、珠寶店、藥房、名店把其他店舖都逼走了；一些比較有文化的商舖和書局幾乎絕跡。彌敦道、廣東道，人頭湧湧，但只變成供人採購的集散場和沒有文化色彩的地方。再者，因內地人士來港產子的情況不斷增加，令整個社會因準備和配套不足，出了亂子，情況有點失控，實在令人感到不安。所以筆者希望用數字闡明一些情況，使到大家都能正確掌握現況，社會能多作一些實質的討論，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作出及時和有力回應。
首先，任何一個地方，都未曾嘗試過非本地的出生人數是佔全部出生人數的46%。非本地孕婦的嬰兒 每年超過25%增長的速度，整個香港的醫療系統承擔不下。根據統計處提供的出生數字，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數目（包括第一類嬰兒指內地孕婦其配偶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類嬰兒指內地孕婦其配偶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由1991年的5000左右上升至2010年40000多（見圖一）。
圖一：1991年至2010年香港出生活存嬰兒數目及分類
另一方面，圖二分析她們的教育水平，第二類內地孕婦的教育水平與本地孕婦的不遑多讓，在2008年度擁有專上程度包括學位及非學位課程的各佔40%。這百份比與本地及內地丈夫接受過專上教育的比例非常接近。在職業方面，超過六成的第二類內地孕婦從事較高級的職業如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相對本地孕婦的情況則不足五成。
圖二：本地孕婦與內地孕婦的教育水平（1998-2008）
再者，從1998年至2010年，第一類嬰兒的數目一直維持5000至6000名，但第二類嬰兒的數字顯著上升，由460至32600名，超過70倍升幅。在這期間本地孕婦所生嬰兒則只增加2%。但主要的增加是來自私院，圖三顯示在過往11年港婦在公立醫院產子的數目一直維持30000名左右。雖然內地孕婦在公立醫院產子從2003年起有明顯增加，但近年仍徘徊在10000名左右，最關鍵是內地女性在私營醫院產子的數目有超過12.5倍增長。
圖三：1998年至2008年港人及內地女性在香港公私營醫院所生嬰兒數目
假若以平均60000港元為基本消費，每年有40000嬰兒，已是24億的進賬，實是一項賺錢的活動。所以私院才可以重金禮聘從醫管局挖角，一些公院婦產科醫生也離開公型機構，投入私人市場爭取更大的收入回報. 所以公立醫院婦產科沉重的負擔，主因不是因為在公院出生人數大幅增加，乃是婦產科人手相繼離開後，人手流失率高達一成；又未能及時填補空缺，造成人手緊絀，鬧人手荒的問題，再加上政府對於留守於公院同事的訴求沒有積極的回應，才引起那麼大的回響. 其中資深醫生和助產士流失，亦影響了公立醫院的培訓工作，使到香港的婦產科無論在技術和科研方面不能不斷提升，而產子成為一個經濟活動而己。更甚者在未有足夠醫護人員的配合下，面對巨大負荷，會影響產婦和嬰兒的安全和服務質素的妥協。
另一方面，香港在2012年正步入「人口蜜月期」結束的時份。圖四顯示在過往三、四十年，因香港出生率不斷銳減及壽命續漸延長，而同時在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仍未進入65歲的年齡層，所以人口總撫養率在1961年由每1000名可工作年齡的人口（15歲至64歲）撫養約800名非工作年齡的人口（14歲及以下和65歲以上）下降至2011年340名。但到2012年這批「戰後嬰兒」會逐漸踏入60或65歲的退休年齡，以致人口總撫養率由2011年歷史最低位不斷上升，在2030年時，大致是每千人有600多人。到2050年人口總撫養率更回升到60年代初的800人，即是說每5個可工作年齡的人去撫養4個非工作年齡的人。相比去年最低位3對1的情況，這個上升無論在幅度（Magnitude）和速度上（Speed）都令到整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勞動人口將會減少，這對於整體經濟活動和稅收都有直接負面的影響
圖四：香港人口總撫養率、少年兒童撫養率和老年撫養率從1950至2050年
(來源： Yip, Cheung, et al.（2010） i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所以從人口發展來看非本地嬰兒實有紓緩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內地人在香港出世，當然需要消耗一些資源，這是不容否定。但同一時候，他們也正在製造不同的就業機會，就以過往的移民數字作基礎，若不是每年都有五萬多個單程證入境的人士其中60%為就學的學童，相信，在2000年初，直至今日縮班殺校的問題使會提早出現。所以當香港面對非本地人來港產子，需要的是調較和規管，若處理得宜，也是一個轉機，令香港充滿更多活力。筆者有以下的建議：
一、政府需要為審視本地醫療系统可以承擔的數量，訂出配額，給有心來港產子的非本地夫婦作出申請。這個配額當然需要與本地私家醫院商討，大原則是不會影響本地婦女的服務素質。這個數量不可以交由私人市場主導，因為內地產子不是單一的醫療事故，而是與整個人口政策和發展的一部份。
二、政府可以立即推行行政措施，所有內地來港生產的婦女都要購買醫療保險，為了母親和新生嬰兒的醫療保障，減輕出現問題的兒童對香港醫療承擔，也減輕公營醫院兒童深切治療病房的壓力。
三、增加人手，處理那些非法入院和衝急症室的情況，減輕前線工作人員的壓力。
四、長遠方面，可以考慮就《基本法》對非本地婦女嬰兒的居港權作出討論或更改。
筆者嘗試以時尚名店購物為例處理本港與內地的接觸。他們都是配額銷售，當客人數目達到一個水平，落閘一段時間，等待消化了已進入店舖的人客，處理之後，再歡迎下一批的人客，秩序井然，已進入店舖的人客也得到賓至如歸的感覺。服務員也不會因人數眾多，忽略顧客的需要，商鋪也獲得合理的利潤，這才是雙贏的情況。
筆者最近有機會到過澳洲一行及到訪一個距離墨爾本一小時車程的城市（Geelong）。他們都歡迎遊客，但他們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們都不是到處售賣只給遊客使用的物品。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定位，每個城市都在建立一個正常和符合本地市民的生態的社會，享受自己的生活。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希望當局積極面對問題，社會需要一個理性的討論，而在政策方面能對症下藥，才是真正的出路。否則，the city is dying!
最後，筆者建議第一類嬰兒（Type I），即父親是本地人而母親是內地人都應該獲得與本地人的同等待遇，因為這些嬰兒是與香港本地人是有連繫的。再者，對第二類（Type II）的嬰兒以「雙非」的稱號實有點排外的味道，《基本法》廿四條既然給予他們的權利，出世之後，「他們」已變成「我們」的時候，本地政府實應作出相應的配合，使到香港整體人口可以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
作為一個信徒，我們需要為這個城市禱告，為在位、掌權的，求神給予他們額外的聰明與智慧，作出正確的決定，面對時代的挑戰，又使我們充滿同理心（empathy），成為別人的延福使者，和平的使者消化社區的怨恨。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