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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黃國棟先生的〈立法原意與居權問題〉，筆者相信很多未受法學訓練的讀者都能夠透過黃先生深入淺出的解釋，對法治及《基本法》條文解釋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亦大致上認同黃先生的觀點。
容讓筆者向黃先生及其他讀者求教，嘗試討論一個黃先生及終審法院於莊豐源一案的判詞裡均採用了的前設：就是爸爸就「考試第一名」的言論已經「夠清楚」了，所以爸爸就要忠於「考試第一名」五字，不多也不少的兌現對兒子的承諾。但爸爸就「考試第一名」的言論真的已經「夠清楚」，沒有解釋的空間嗎？
當我們解釋文字的時候，我們是從它的範式（paradigm）去理解它的意思，而不是所謂「從字面」去解的
黃先生於文中提到，爸爸在電郵裡只說過「考試第一名」這一條件，卻沒有說同時要求科科一百分。根據黃先生的說法，「考試第一名」五字已經夠清楚，要另外加上科科一百分這個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容讓筆者故意來唱個魔鬼的反調（devil's advocate），如果班中很多同學「海軍鬥水兵」，同時拿到第一名（就如某些地方的大學或升大學試，出現「成績通脹」〔grade inflation〕的情況） 。其實兒子的表現都不是十分出眾的，只是老師「手鬆」，科科一百只有一科九十五，雖然是第一名，卻是很強差人意的表現。那爸爸還要送他禮物嗎？爸爸要因為出於對「第一名」這個數字的忠誠，而給這個兒子獎勵嗎？這個「第一名」，好像跟爸爸的合理期望有出入。
其實每當我們解釋一段文字的時候，文字的本身不能告訴我們甚麼，要帶出文字的意思就要看讀者所處身的地方的範式（paradigm）對那段文字的認知。比如說，如果我只說「佐敦」二字，你不會知道我指的是地鐵站還是籃球員。「佐敦」跟「第一名」一樣本身不會告訴你甚麼的。但如果我告訴你是關於籃球員，我就給「佐敦」二字提供一個範式，你就會明白怎樣對「佐敦」二字解讀才是有效（valid）。
「第一名」三字背後也有它的範式：到底是「儘管你的表現很爛，只要達到第一名這個名次就有獎」，還是「名列前茅，不可以有表現差勁的第一名」呢？當然是後者吧。筆者相信黃先生在舉「第一名」這個例子時，也是用「第一名」三字作為「名列前茅」的代表符號。如是者，我們不能說「第一名」三字已經「夠清楚」了，就把這個表現強差人意的「第一名」照單全收。
莊豐源一案的錯誤，不在於它後期對社會的衝擊，而在於法庭從字面去理解《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意思，忘卻了《基本法》背後五十年不變這個範式
同樣，我們不會說《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已經「夠清楚」了，就把他的字面當作立法原意。這是筆者認為黃先生與審理莊豐源一案的終審法院同樣犯了的謬誤。字面「夠清楚」了只是一個主觀陳述。有些時候我覺得字面「夠清楚」並視之為立法原意；但你可能會覺得字面「不夠清楚」而要求用其他方法解釋。這是沒完沒了的。當解釋一段文字時，我們要找的是那段文字背後的範式，從而根據那個範式了解那段文字所代表的符號。
那麼《基本法》的範式又是甚麼？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還有加上根據李國能大法官於吳家玲一案的說法，就是對人權、自由的尊重。於吳家玲一案中，有意見認為九七年七月一號晚前還要排隊拿那單程證來港的港人內地子女，不能一夜之間變成香港永久居民。筆者相信這是出於他們對五十年不變這個範式的解讀，他們不相信這個範式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另外一個模樣。這是可以從吳家玲一案上訴庭的判詞（香港社會於資源分配沒有預備內地子女馬上來港，再加上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就內地人來港需先得內地機構批准的安排的尊重，由此推斷《基本法》的原意並不包括他們馬上來港的意思）所看到的。但終審法院卻認為香港回歸這個範式必須要包括對人權、自由的尊重。想想只給港人加拿大子女馬上擁有永久居留權，但卻因爲社會因素而犧牲港人內地子女同等的家庭團聚的權利實有說不過去的地方。引用黃先生的「考試第一名」加上「科科一百分」的比喻，終審法院不願無理地於第二十四條字面以外加上特別限制，剝奪港人內地子女與港人其他地方出生子女同等的家庭團聚權利，因此造成了這個充滿爭議的裁決。筆者認為兩個就《基本法》的範式的論述也有可取之處，這實在是吳家玲一案令人頭痛的地方。
不同於吳家玲一案，雙非問題不涉及家庭團聚的考慮。因此，終審法院於吳家玲一案的邏輯根本就不適用於莊豐源一案。反之，當年法院於莊豐源一案應該從五十年不變這個範式為前提下，想想回歸後的香港真的應該中門大開，還是（比較像上訴庭於吳家玲一案中的邏輯）愈保持九七前的面貌就愈好。最少，有別於吳家玲一案，莊豐源的雙非問題是不會有家庭團聚的包袱的。
無論如何，解讀《基本法》的手法，都應該從五十年不變這個範式為前提下去想，而不是從「字面夠不夠清楚」這個充滿謬誤的問題去想。就算我們堅持要回答「字面夠不夠清楚」這個問題，也先要了解文字背後的範式。「考試第一名」五字如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如是。
社會有意見（包括黃先生的論述）認為要修改《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沒有把不包括雙非這個忠於五十年不變原則的原意說清楚。筆者不反對修法（但反對釋法），但質疑認為《基本法》「沒有把原意說清楚」這個說法，是否假定了《基本法》作為一部憲制性文件，一定要把所有可能會發生的處境，一五一十羅列出來？這個前設似乎跟憲制性文件以概括性寫法為依歸，以應付他日不同的社會情況有出入之處。如果修法後，明天有今天想不到的情況出現，導致有麻煩，是不是又要從新「把原意說清楚」？
再說，於現今《基本法》的安排下，有些雙非嬰兒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權似乎也是無可厚非的（如父母兩人均為未在香港住滿七年的單程證人士）。如果我們今天大筆一揮，把這些父母合法合理地移民到香港的雙非嬰兒，與父母無權移民到香港但卻要來港產子的雙非嬰兒混為一談，似乎結果只有拆散前者的家庭，把那些雙非嬰兒回鄉下而父母留港。
始終修法是把原有的一個安排，轉到另一個安排；解釋法律（筆者指由香港法院自己處理的，不是人大釋法），是嘗試捕捉已有的條文就已有的安排所帶來的意思。如果我們硬要一個新的寫法、新的安排的話，我們能確保它不會影響《基本法》已有的一致性嗎？始終修法後的二十四條也是一段文字，也是有被解讀的空間。但筆者重申，如果經過種種的事態發展而得出修法的結局的話，筆者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相比釋法由人大單獨操刀，修法在程序上是容讓港府（亦理應包括香港社會）參與的。
其實，於外傭居港權案判詞中，原訟法院已經開始研究是否有不跟隨莊豐源一案的可能性。事源於該案中政府一方指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賦予港府「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的權力，而政府律師指出基於終於五十年不變的原則，港府應該享有類似回歸前港英政府控制移民政策的權力。有關說法與莊豐源有不符之處，如果成立的話有機會打開不跟隨莊豐源之門。但基於原訟法院應該遵守上訴庭和終審法院的案例的原則，外傭居港權案中原訟法院決定不接納有關說法。
筆者不知道當外傭居港權案踏入上訴庭和終審法院的階段是會有甚麼發展。但筆者想指出，無論吳家玲、莊豐源或外傭居港權案，每當法庭解釋《基本法》時，所著眼的，應是如何在這中國的特區裡保留回歸前的社會架構，這是《基本法》的範式。無論社會情況怎樣變（無論是手機、上網還未普及的昨天，有寬頻的今天，或是ipad是必需品的明天），每當法庭解釋《基本法》條文時，也要以保留回歸前的社會架構作為目標。由此看來，筆者覺得莊豐源的《基本法》條文解釋手法從第一天開始已經是有問題的，正如黃先生例子中的爸爸不可能只問有沒有考第一，而不問這個「第一」到底是不是符合他明顯地想表達的「好表現，名列前茅」這個範式。
總體來說，筆者是贊同黃先生的觀點的。筆者只是想補充黃先生的說法，指出解釋法律條文時會遇到的問題。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