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三日傍晚六時半,我和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院務主任郭譚潔瑩女士趕到東區醫院探望薛長老,為他祈禱,誦唸主禱文、使徒信經,和頌唱「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身體疲弱,帶上呼吸器,閉著眼睛的薛長老,明顯有情緒的反應,他顯得激動。適時長老娘和他的長子陪伴左右,枱上放有一本聖經和詩歌集。第二天上午九時,薛長老離開我們了,我是最後一位探望長老為他祈禱的崇真會牧師。
認識薛長老是九三年成為深水埗崇真堂主任牧師總董會的會議中,那時薛長老是主席。二○○○年我來到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擔任校牧後,又和長老在校董會中一起議事,長老多年擔任崇基學院校董會副主席和崇基神學院校董會主席。但早在八十年代,我已久聞長老的大名,那時長老已是多間福音機構的董事了。
崇真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信仰保守,思想開放;追求生命的虔敬,又促進大公教會的合一。我想這氣質的模塑,可能和客家族群的真誠簡樸,與歐洲瑞士教會強調教會應成為社會的良心,兩者多年共生滋養的結果,我們在長老的身上看到這種氣質。長老在香港不同傳統的教會都極受尊敬,無論是著重禮儀傳統的高派,關懷社會的廣派,和強調生命虔敬的低派,都有他的朋友,他們都邀請長老作他們機構的董事和顧問,而他又樂於為這些機構承擔責任;我說承擔責任,因為長老多被邀擔任主席、副主席的職位,這是不能兒戲、承擔最後實質法律責任的職位。
我曾問長老:你那有這麼多時間主持會議呢?你要好好注意身體啊。他答道:「渭文,不是我尋求這些職務,是他們力邀,盛情難卻。」後來我觀察到,長老在機構擔任董事,非常支持行政同工,他覺得作為董事,在監察機構之餘,應該支持行政同工,為他們排難解紛,這是董事應有之義。有一次他還說:「希望崇真會有更多人出來,像我一樣,出任教會機構的公職。」說這話時,我看到他眼神有點焦急。當然,他也明白,不是因為他是崇真會會長,才被人邀請出任這些公職,乃因他個人的品格和聲譽,不能自動轉賬的。但他這樣表達心聲,也說明了他很關心崇真會在香港信仰群體中的形象;畢竟,他是我們多年的會長呢。
當我承長老娘意旨,為紀念長老寫這短文時,我想起一篇未公開發表過的文章:
「當上主對亞伯蘭顯現(創十五),指陳星空,說他的後裔如星之繁多,數不過來。委實,上帝的國度,如星空恢宏,恆久不變;上主的子民,如星系繁衍,星羅旗佈;聖徒的言行,如眾星閃耀。看過一篇談論美國教會發展的文章,很有啟發性。作者認為,令教會增長壯大的,不是大城市的著名講員、領袖、和神學家,乃是在無數鄉鎮小教堂的信眾。他們信心堅定,對教會忠誠,對兒女的宗教教育認真。是這些平信徒持定信仰,身體力行,熱愛教會,推動教會發展。那些如朗月橫空的神學家,不錯確能引起掌聲和時代的辯論,但其思潮很快就被另一個思潮所取代了。這些令教會壯大生根的信眾,也許從未在教會歷史的課本上出現過,人們也不曉得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用生命寫下了真正的教會歷史,鋪設了教會發展的軌跡。行公義,好憐憫,應該不是朗月橫空的君臨天下,乃是透過無數的星星,靜靜守著自己的崗位;或和其他的星,聯成一星座,綻放光明,述說他們生命中的神話。」(〈在夜空的星星,靜靜守著自己的崗位〉,二○○八年三月第三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閉會禮音樂會致辭)
作為崇真會牧師,在過去的日子,能夠認識薛長老,和他同工,我感到驕傲和感恩,因為可以找到一位信徒,印證上述的論述,惟一要稍作修改的,是將來華人教會歷史香港部份,論到信徒領袖時,薛磐基的名字將銘記下來,給人懷念。
(二○一一年聖靈降臨第四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