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不同的宗教組織近期分別成為社會的焦點，情況卻有雲泥之別，反映出政府對民間宗教活動的取態不同，社會效應分別至大。
今年七月下旬起，北京政府不惜動用黨政宣傳工具，鋪天蓋地，破格而來，打壓法輪功的活動，相應的拘捕行動隨而展開。十月底，《人民日報》再發表評論員文章，定性法輪功為邪教，羅列其六大特徵，人大隨即通過有關打擊邪教法案，今後舉凡有「越軌行為」的宗教組織及信眾活動，皆可依法入罪。
從許多嚴肅而認真地研究宗教的學者所得，法輪功確實具備「邪教」的表徵，教義乖張，穿鑿附會；但從信仰自由的觀念去衡量，法輪功的修習者除非出現危害社會的行徑，否則單是教義上的乖離，又豈需出動政府最高層次的打壓，用政權的力量去懾服信眾？
有論者引用美國政府在九三年鎮壓「大衛支派」教主大衛科里什(David Koresh)的事例，企圖證明邪教當道，政府得而誅之；但美國政府是因應大衛科里什私藏軍火，挾持人質才毅然出手，非因甚麼「邪教」罪名而介入，實不應混淆視聽。
我們並非對「法輪功」表示支持或同情，只是深感當政府用嚴打手段去壓制宗教群眾，只會造成更大的矛盾和長久的衝突；反之若能將其撥亂反正，拓立真正宗教自由的社會，則健康力量自會取代古怪陸離的異端邪說。
反觀台灣經驗，正好說明了宗教力量對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產生非常正面的果效。九二一大地震後，大家都在說：「是宗教統治台灣了！」意謂宗教團體在苦難與危機中，發揮了裹傷、救援、心靈重建的功能，用無私的大愛，捨己的精神，凝聚成一股柔韌的生命力，令傷痛的台灣民眾抹乾眼淚和血痕，重新站立起來。
國民黨在解嚴前，對宗教活動的監控非常嚴峻，就算是蔣家標榜自己是基督徒，同樣對教會作出政治的干預：特別當政府面對一切不太瞭解又不能掌握的東西，都充滿疑惑與恐懼。情治單位打個小報告，肅清行動隨即展開。但解嚴以後，政府態度放寬，締造了一個真正的宗教自由社會，雖然民間宗教不免有怪力亂神的現象，但宗教團體各有定位，是台灣社會亂中尋序的一股無形力量。
國內的情況有點像六、七十年代的台灣，政府對一切意識形態和群眾活動都感到莫大威脅。不管黑老鼠或白老鼠，凡是老鼠都要誅殺，只會令到宗教組織淪為政府附庸，間接扼殺其正常發展並健康生態。打壓法輪功，殲滅「邪教活動」的手法，並不可取。
(第六三七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