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登之死伸張了甚麼？〉裡，筆者指出：
「如今拉登不能代表恐怖主義，他在死的時候被解除代表，他只是作為被殺的一家之首來被轟爆頭顱，這有甚麼好歡呼？」
筆者斷言，拉登是作為他自己而死，而不是作為一個恐怖主義的代表而死。這個判斷，不在於究竟一個地方的傳媒怎樣詮釋，或究竟那個地方的人是否因拉登的死而歡呼（因此，並不如一些評論所認為的那樣，美國人歡呼的原因，在整個討論裡根本無關重要）。這個判斷，不會因為我們的主觀情感而改變。拉登若不是被殺，若他被抓去審訊，他便作為恐怖主義的頭目而被審；可惜，美國政府選擇了把拉登殺掉，這便構成整個問題的根源。
若一個人被殺，而不是天然災害所殺或自殺，我們便需要問，究竟他的被殺，在司法意義而言，是一種甚麼性質的殺害？若一個人是經審訊後被殺害，我們還是可以質疑審訊是否公正（正如美國政府會質疑劉曉波的審訊和判刑是否公正）。但這一次，根本不用談到審訊，而是在一次軍事行動中，拉登被直接殺害、左眼爆裂頭顱轟破而死。那麼，我們便要問：美國是憑甚麼法，可以把一個通輯犯兩槍擊斃？
拉登是否被暗殺？
這裡其實有兩個選擇，拉登或是合法被殺，或是被暗殺。美國司法部長在拉登被殺後便向公眾指出：這是合法被殺。換句話說，他是要排除一件事：把事情看作暗殺。
美國政府反恐，它的權力是從何而來？那是在「九一一」後三天，所通過的S.J.Res.23號及H.J.Res.64號議決。議決授權美國總統，可以「使用一切必須及適當的武力，對抗那些他認為是策劃、授權、執行或援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所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的國家、組織、或個人」。問題是，這個議決並沒說明這些武力是否包括暗殺，而美國總統行政指令12333號便明言，任何受聘於美國政府的情報人員，不得密謀或進行暗殺行動。
有美國法學學者指出，拉登是戰鬥人員（combatant），因此他的死是合法被殺，而不是暗殺。若拉登是戰鬥人員，他便不能享有任何法律豁免而被殺害。但拉登是在甚麼意義下作為戰鬥人員？這位學者續指，那是因為拉登一直是阿蓋達的頭目，而他們亦一直是與美國發生衝突。
美國是淩駕法的公義嗎？
也許拉登不是被暗殺（但相信也不會有國會議員動議，要為拉登進行死因聆訊，事情恐怕不會有較符合法律程序的定案），只是，他的被殺實在太像暗殺。這亦突顯一件事，就是美國政府那淩駕一切的至高權威（sovereignty）。若美國政府不能自圓其說（而它在國際眼中的確不像能自圓其說），是次殺害在其法律上具有合法性，那麼，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的行動是一項法外的行動，而法外的行動被當作合法的行動來進行，便呼出美國作為至高主權（因為法的內容原來是由它隨意決定）。它可以淩駕在一切法之上而仍然是有權的，那只能是至高者的地位。
正是這個行動展示的至高權威，令國際社會產生憎恨；因為，別國絕不會承認美國的主權可以淩駕在其他主權國或國際規章之上。
事實上，反恐法就是一種把常規法懸置的手段，它具有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位置。而這個例外狀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分析，正正是讓民主國家變得有如獨裁政體的操作。例外狀態所實施的對象，是赤祼裸的生命。而拉登也是手無寸鐵時地被殺的，那時候沒有戰爭、也沒有武裝。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至高權威，多於看見一個維護法（因而才可談論公義）的守護者。
當一些阿拉伯地區有人把拉登視為烈士，那不能用污名化的手段，把那些歡呼者都判為「愚蠢的極端分子」而了事。正正是因為拉登的死，缺乏一種法內的名字，他的被殺便只能作為至高主權的殺害來處理；那麼，在不承認這種主權的地方，他們便只能理解這是一個英雄的被害。因為在這個法外的境界，除了至高神靈，便是惡魔。
或者，美國人的盲點，正正就是他們把至高權威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是說：在法以先，我，決定何謂公義。
參考文章：〈拉登之死伸張了甚麼？〉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0150235938921763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