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神話中，風神之子薛西佛斯，由於蔑視眾神而受到懲罰，被罰天天傾盡全力把巨石推上山頂，然後無奈地看著巨石滾下山。薛西佛斯又要繼續重新把巨石推回上山，但巨石仍繼續滾下來，他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忍受著這永無止境的工作與辛勞。
進入「知識型」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生產模式的變革，工作形態與過往有所不同；不少企業均要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強化其產品與服務的優勢，方能在全球化市場上立足。著名工商管理大師杜拉克 （Peter Drucker；或譯德魯克）稱專業人士為「知識工作者」，需要有六項特質 : 知道任務、承擔管理責任、不斷革新、持續學習、要有質素的工作成效、要被企業視為「資產」，而非「成本」。今年五月一日實踐最低工資，帶來甚多爭議，這方面政府與政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適應期間，勞資雙方應多溝通，而非對著幹。
新時代的「知識工作者」或專業人士，一方面售賣個人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他／她們卻要忍受工時長與福利少的真實場境。另一位工商管理大師韓弟 （Charles Handy）預見有更多自僱「知識工作者」出現，採取「組合工作」形式，於不同時段內按著不同合約需求來履行工作。筆者喜歡大前研一於《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提出四項質素之一：適應矛盾的能力，這正是現今港人需要適應社會存在不同形式之矛盾。工作形態之轉變，說明現今的勞工法例或有關僱傭的福利條文，根本追不上時代的轉變。
本港有議員與民間勞工組織，提倡立法規定「標準工時」、或爭取「最高工時」，必然困難重重，預見短期內不會於在立法會通過。民主黨曾提出設立最高工時的私人條例草案，建議於僱傭條例中列明每週工作以四十四小時為上限。筆者認為以立法方式處理，很大可能造成的是勞資「雙輸」而非「雙嬴」的局面。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每周工時為四十八小時，如今本港有政黨要爭取較國際標準為低的四十四小時，這是否過度理想化 ?
有調查反映，本港七成受訪僱員每週工時五十小時以上，近四成行政人員工作時間較兩年長，港人工時為亞洲之冠。筆者不認為工時過長是社會的健康現象，有不少研究指出工時過長影響身心健康、生產力下降、抑鬱或情緒困擾增多，這一切皆帶來經濟損失。
要減輕僱員工時過多，一刀切地制定「標準工時」，反而削弱了不同行業對工時的彈性需求。筆者看「標準工時」只能適用於一成不變的工業社會，卻不能適用於全球化的資本社會。筆者認為要改善現今大部份港人工時過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要促進社會內討論「健康工時」，由不同行業制定本身的合理工時，較為可行。當不同行業建立本身健康的工作文化與氛圍，焦點不是多少時間；乃是工作者有合理如廁與食飯時間，享有有薪假期。社會內不同行業因最低工資而引發「工時」之討論，讓我們重新倡導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讓更多僱員有其勞動成果的同時，也不再成為工作的奴隸！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