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是社會運動和民主的先驅，生前影響過不同界別的信徒。他們眼中的華叔會是個甚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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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煒文 |
前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馮煒文，早於七三年教協成立時便與司徒華認識，與華叔不時在社會運動上接觸：「以前的民間組織並不多，遇有社會事件，我們十多人便走在一起討論。」這群社關人也會借教會做崇拜：「他也曾參與，當時大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後來分享才知道。」
馮煒文對司徒華的最深印象是民主黨一次培訓。當時司徒華教導有志從政的青年人三點：一，錢財必須清楚，從政者要有自己的專業或技能，因為選議員有上有落，因此要有一定的經濟把握。 二，性道德必須高尚。三，學好英文。「他坦言自己也做不到第三點，不能自然地與外國記者傾談，因此也有遺憾。」
馮煒文認為司徒華的重要性在於成立教協──教協是七十年代一股很重要的公民社會力量，相比教會或工委會和專業人士這兩股力量，教協是最地道、最貼近中國的。「華叔代表了一個時代， 彰顯了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氣質。」馮煒文坦言未來不會、也不需要有人「接替」華叔的地位：「 世代需要轉換，他絕對明白這一點，但也真誠地活出自己，例如去年病危時仍連任支聯會主席， 就是傳統知識份子的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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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博士坦言當年報讀社會學，司徒華正是啟蒙者：「我唸中學時是學生會會長。金禧事件中，師長教導我們不要支持金禧師生。但我希望了解更多，因此到維園參與集會，聽到華叔的講解，覺得他很有道理──他講的正跟校長不同。由此我便對社會學產生興趣。」
他分析指，司徒華的貢獻在於令公民社會有權利的覺醒：「民主發展與社會運動不能分開，他創立的教協是公民社會裡的重要力量，不單為教師爭取權益，更支持了不少社會運動──從不少團體均以教協會址註冊可見一斑。」而司徒華由推動八八直選、籌組民主黨，到去年支持民主黨走新路線，都反映了他在香港民主發展史上的重要性。
陳健民認為司徒華在不同組織的實際工作雖早已交予下一代人，但他仍是重要的精神領袖：「若沒有他，民主黨和普選聯在政改一役便很難抵擋外界的攻擊。」陳健民指民主派現分兩條路線：一條著眼於策略，另一條不計算策略、只講道德和信念；司徒華屬前者，因此他的離世難免對這路線造成影響：「現今的溫和派正欠這類人物，反觀有風采的領袖如李柱銘、余若薇等，似乎都屬重理念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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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露茜 |
曾與華叔在支聯會一起爭取民主的香港基督徒學會前總幹事胡露茜，表示很尊敬及尊重他，因他熱愛香港、中國、教育及生命，且能忠於自己的信念並實踐，為社會大眾付出。
不過她亦看見華叔背負著不少的壓力，因著他的崇高輩份，令他必須要站在台上扮演領袖的角色 ，較難放下身段，在某程度上限制了他對不同經驗或看法的人持開放態度：「從女性的角度來看 ，這也許是男性要背負的一個包袱，不可做回一個比較簡單的平民百姓；但在另一方面，這也許亦是部份人對他的期望。」她強調華叔絕非懷著個人民族英雄主義的人，而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她認為也不可單單倚賴個別堅持信念的人，而是整體香港人都需要有整體的貢獻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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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光 |
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曾在八十年代反對兩巴加價、中英談判以至八九民運事件中，與華叔合作、聯絡。他坦言，在中英談判等事件上，雖然與華叔意見不同，但很尊重華叔在爭取中國及香港民主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一個有立場、有智慧、有策略，願意聆聽及尊重不同立場 ，並積極支持後輩的人。
對於華叔在世時，因支持民主黨在政改方案的立場，而被人批評為「轉軚」及沒有立場，盧龍光表示這些批評實在令人傷心，因為華叔一生對中國及香港民主發展而努力，意志堅定。他認為，華叔建立一個良好榜樣，就是「政治是需要有堅定的意志，但都需要有智慧同策略」。
盧龍光憶述當年與華叔一同發起反對兩巴加價的事，並指：「他是我的長輩，但是從沒有以大阿哥身份與我做事，不會爭出風頭，對後輩亦有很多支持。 」
盧龍光續指，在中英談判時期，曾與華叔多次見面並討論，對華叔反對港人表達意見感到意外，認為華叔的愛國立場大於香港人的立場：「當時中英政府只為著自身利益而談判，我們曾想去表達港人意見，但華叔反對，認為中英談判是主權國家的事。」不過，在八九年五月某夜，他告知華叔學運已被北京定性為動亂，華叔隨即召集會議，成立支聯會：「華叔的立場在中英談判時雖明顯支持北京政府，但在學生民主運動事件，他好清楚知道愛國家愛民族是超越政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