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神學工作室
向來少談福音派神學議題，然而新近火熱的第三屆洛桑大會，其中一個議題居然就是成功神學，而參與「全球對話」網上討論的啟動者提出的基本材料中，更指出非洲大賣成功神學／發達福音（prosperity gospel）！欣逢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再次將代表經濟發展的中國的崛起，與代表人權公義的普世價值對立起來。這個對立，令我聯想到成功神學的根本問題，似乎就是將世俗的成功，即是我們信仰向來不屑去爭取的金錢權力，偷偷取代了主耶穌所揭示的上帝國。
我們在討論成功神學時，想像的總是北美對於福音與金錢、福音與世俗意義的成功的非神聖同盟，想像的是代禱公司、企業擴張、借教會網絡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原來在非洲這樣窮困的地方，成功神學竟然可以大行其道，窮人信了成功神學，理論上很快便會「穿煲」，正如八十後聽了成功神學，十之八九不能像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那樣，將經濟發展歸因為「神的眷顧」，三五年內，現實總會令人放棄「成功神話」吧？
原來據非洲神學家卡華比勒迦也杜（J. Kwabena Asamoah-Gyadu）解釋，非洲的成功神學運動的對象根本不是窮人，而是企業人士，是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他們在教會中學到的，一方面是「在商業交易和就業、跨國旅遊、建屋買車資金、尋求伴侶或生育孩子上尋求突破，並且在經歷挫敗時，向那些在屬靈上有責任者施加報復。」另一方面要向教會大量奉獻：「人若要被神祝福，就得「吐出」二百四十美元。」他們不單傳令人富有的福音，更從中令自己暴富。（〈耶穌可曾穿設計師品牌的長袍？〉，《時代論壇》網站「全球對話」，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
News/ShowNews.jsp?Nid=61700&Pid=28&Version=0&Cid=
811&Charset=big5_hkscs）
這些神學的問題已昭然若揭，無需在此進行更多的批判。然而問題是這樣明顯有問題的神學，如何偷偷地混雜在香港基督教會中，成為近年主導信仰實踐的重要元素？友人古斌寫了很多批判福音消費主義的文章，例如認為當下香港福音的問題是將世俗生活看成「緊急狀態」：「我們不必希奇為甚麼教會戀棧壯大、為甚麼福音事工愈來愈驚世、為甚麼奉獻數字呼籲也愈來愈驚世，這不過是教會群體又要漠視世界又要靠世界表達神聖的必然結局。」（〈福音緊急狀態〉，《時代論壇》「信仰臨界II」專欄, 第一一九一期.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又要漠視世界又要靠世界表達神聖」，然而記憶中千禧年之前的香港基督教教導，卻是向來與爭錢爭權對立，世俗理解的「成功」一向在信仰角度看是不屑一顧，甚至是誘惑令信徒犯罪的泉源。在九十年代成長看《突破》雜誌長大的基督徒，總記得要「抗衡文化 逆（主）流而上」。我們很清楚組織金字塔的頂尖人物，同時會是傑出的領袖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無論是生意人李嘉誠，又或是政治人曾蔭權，又或是教會牧師、會長、主教，也許只有前香港天主教主教陳日君樞機，才會令人全心全意認同他同時作為機構主管與及領袖的典範。成為主管與成為門徒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基督徒要學像耶穌，而不是商家政客。過往我們會常常聽到幾個名字：耶穌、甘地、潘霍華。現在我們倒更常聽到：「這是沒有領袖的年代」，顯然有人想我們重新定義甚麼是基督徒的成功，甚麼是基督徒的領袖。
幸好在黑暗年代，美麗的人格顯得格外矚目。「夜愈暗，星愈亮。」今天我們可以向教會的青年人說，中國出了一個真正的領袖，真正的成功人物，他的名字叫劉曉波。他提醒我們這個世界的彎曲與荒謬、價值觀的顛倒，他提醒我們甚麼叫做「毅力定成敗」（楊牧谷語）而不是崗位定英雄，他提醒我們要學習的不單是巴菲特、蓋茨，我們中國的土地尚有高耀潔、胡佳……
我們不是要揚棄成功神學，而是要重新定義甚麼才是真正的成功。我們及我們的青年要得到觀念正確的牧養，才可以「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